從股票市場的表現看，今年前11個月里周期類的股票表現都相當差，但12月份以來投資者對周期類的股票興趣越來越大，房地產類股票表現出色，與投資有關的鋼鐵、水泥、機械、煤炭、有色等都有不錯的表現。原因當然與經濟工作會議有關“新型城鎮化”的表述有關，投資者普遍認為，城鎮化就意味著要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周期類的行業必然有不錯的表現，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周期已經啟動了。
　　房地產市場在新型城鎮化輿論的推動下也出現了明顯的“異動”，出現了“暖冬”，有些媒體甚至開始炒作所謂的“恐慌性購房”。
　　筆者認為，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內容是提高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讓他們真正成為市民，其本質是收入分配的問題。新型城鎮化的過程意味著政府用于居民社會保障的支出相應增加，同時也意味著企業的用工成本也相應增加。新型城鎮化會改善我國的經濟結構，消費占GDP的比重會上升，出口和投資的重要性將下降。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傳統的城市化刺激經濟增長，因為人口大規模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而有利于刺激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新型城鎮化意味著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但這個過程本質是收入分配的調整，難度相當大，這個過程與基礎設施投資及房地產投資的快速擴張基本沒有關聯。
　　退一步說，即使仍然按照以前的城市化道路前進，2013年的投資擴張也難以施展，主要面臨以下兩個障礙：
　　第一是資金的障礙。經過10余年的投資擴張，尤其是2009年的井噴式膨脹，企業的負債率已經高高在上，根據有關部門的計算，到2011年底，我國全部企業的總體負債已經超過GDP的總量，債務余額達到了GDP的110%左右，不僅比歐美很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債務水平高，而且也高于其他新興經濟體。企業的過度負債不僅意味著這些企業債務負擔過重，已經喪失繼續增加金融杠桿的能力，同時也意味著金融體系的風險在快速聚集。
　　盡管經濟工作會議對2013年的總體定調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結合中國的國情，當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控股的國有企業）的負債無法繼續增加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難以發揮的。2009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中，中央財政的支出其實并沒有增加多少，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地方融資平臺的10萬億負債。
　　第二個障礙是缺少合適的投資項目。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的制造業大多數已經出現產能過剩，繼續增加投資的空間是有限的，很多人會將目光指向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不僅不會形成新的產能，而且可以消化新增加的產能，但遺憾的是，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出現“超前”狀態。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報告的數據， 2001年中國城鎮基礎設施投資為10391億元，2010年便大幅增加到60705億元，10年時間投資增長了4.84倍。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之后，實際增長仍達3.57倍，年均增長18.4%。特別是2009年以來，在國家巨額投資刺激計劃的推動下，基礎設施行業的投資規模出現了迅猛增長。鐵路部門投資規模的擴張尤其明顯，2009年增長63.5%，為近年來的高點。整個“十一五”期間，鐵路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98萬億元，是“十五”時期的6.3倍。
　　本世紀以來，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始終保持在20%以上。基礎設施投資占GDP的比重總體上呈上升之勢，2009年和2010年曾達到15%以上高位，這一比例遠遠超過世界銀行1994年世界發展報告《為發展提供基礎設施》中給出的經濟性基礎設施投資占GDP的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議。長期高比例的基建投資，使中國的基礎設施水平已經遠遠超過同等經濟發展程度國家的平均水平。從人均電力消費量、公路密度、港口基礎設施質量、互聯網接入率、電話普及率等諸多指標看，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超前了。在這種情況下，回報理想的基建項目比較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