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的基石。在證券市場迅速發展和監管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上市公司分類監管在我國已有初步實踐，但仍存在分類監管制度透明度不高、分類依據不明確、市場化程度低等問題。實施分類監管應明確上市公司分類原則和標準，立足上市公司規范運作，以“扶優限劣”為目的，突出監管措施的差異性，有效配置監管資源。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監管，推動金融創新、維護金融穩定”。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就是要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完善有利于市場穩定和功能發揮的體制機制，切實發揮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引導社會資金分配到國民經濟發展最需要的領域和最薄弱的環節。深化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推動金融創新，即繼續減少行政審批，放松管制，鼓勵、引導市場主體緊緊圍繞實體經濟的需要，進行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和管理創新。
近些年來，伴隨我國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市場環境的逐步成熟，市場監管的復雜程度和難度不斷增加，使得上市公司監管工作要求、工作量與有限的監管資源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監管時效難以得到保證。在此形勢下，改進監管方式，對上市公司實施分類監管，提高監管效率和監管工作的針對性，是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舉措。
分類監管是指監管部門在對監管對象進行評價分類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別的監管對象，采取差異化的監管措施。因此，分類僅是手段，差異化的監管是目的。
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是以資本要求與風險管理緊密相連，針對銀行業的監管框架，也是最早體現了分類監管的思想。之后，國際上對金融機構進行分類監管逐漸成為通行做法。目前，分類監管在我國的銀行、保險等金融領域已普遍實施并較為成熟。
我國對證券行業的分類監管主要體現在證券公司、期貨公司上。以證券公司為例，2004年8月，中國證監會下發了《關于推進證券業創新活動有關問題的通知》，鼓勵優質公司可在業務和管理等方面先行創新。2007年7月，中國證監會出臺了《證券公司分類監管工作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指引》），根據證券公司風險管理能力評分的高低，分為五類11個級別。
2009年5月，中國證監會在原《指引》基礎上，正式發布《證券公司分類監管規定》，維持基本做法和總體框架不變，繼續強化以風險管理能力為核心，引入了競爭力評價指標，同時明確了券商分類標準和評價程序，根據風險管理能力、市場競爭力、持續合規狀況等指標情況確定公司類別。分類結果與證券公司推出新業務、新品種等行政許可事項，特別是與繳納投保基金掛鉤，促使公司更加重視風險管理和合規經營。
上市公司的分類監管是從監管者的角度對上市公司進行風險評價分類的基礎上，采取差異化的監管措施。在不同的文獻資料中，存在“上市公司差異化監管”、“上市公司分類管理”等不同提法，但殊途同歸，其主旨均是合理分配監管資源，提高監管效率。
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是在實現監管目標前提下監管方式的創新。根據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的《證券監管的目標與原則》，概括出證券市場監管的三大目標:一是保護投資者利益;二是保證市場公平、高效和透明;三是降低系統性風險。這些目標高度概括了各國證券監管目標的共同特點。上市公司是證券市場的基石和主要組成部分，其監管目標是與證券市場的監管目標相一致的。
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是資本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監管方式發生轉變的必然趨勢。股權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和中小股東利益取向一致，上市公司質量得到了顯著提高。但目前市場的自我約束機制尚未充分發揮作用，不同公司規范運作水平參差不齊，傳統的上市公司監管體制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一是從監管主體、監管內容來看，難以適應統一的監管標準。不同公司的規范運作水平和守法意識參差不齊，導致監管難度不同。但傳統的上市公司監管標準相對統一，采取“一刀切”的監管措施，不但分散監管資源，更難使優質公司形成正向激勵導向作用。如，優質公司治理結構健全，規范水平較高，過度監管將影響公司發展，損害市場效率；劣質公司則監管不足，違規成本太低，難以及時發現和防范有關風險。此外，即使在同類主體中，由于交易形式、交易目的的不同，違規風險也可能大為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監管方式、方法。
二是從監管資源的配置來看，原有的監管方式難以為繼。近些年來，我國上市公司數量迅速增長，監管工作量不斷增大，但受編制所限，上市公司監管人員數量遠不能同步增長，除常規日常監管外，每年還有大量的專項檢查、全面檢查、巡檢等出差任務，導致監管人員監管壓力大，監管重點難以保證。監管資源不足與上市公司數量和監管工作量快速增長的矛盾正日益突出。
三是從監管的內容來看，監管重心需要進行調整。隨著社會公眾和媒體的充分參與，上市公司受到的關注度越來越高，這對上市公司監管及時性的要求越來越高，而我們的監管資源更多地被大量基礎性和各類專項工作占用，信息披露等核心監管任務的及時性有時難以保障。
四是從監管效果來看，規范運作尚未轉化成上市公司內在需求。長期以來，監管部門不遺余力地推動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結構，提高規范運作水平，經過一系列的專項活動，公司規范程度得到很大提高，但依靠監管部門外部推動的規范運作尚未真正轉化為公司內在的合規需求，公司的激勵約束不足，公司治理的內生機制有待建立。
五是從監管市場化來看，中介機構的作用有待發揮。目前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證券服務中介機構的把關作用尚未充分發揮，以關聯交易為例，很多非公允關聯交易未能及時發現，很大程度上是中介機構未能履職盡責，未能發揮其督導作用。
上市公司分類監管的理念在證監會《關于加強派出機構上市公司監管工作的通知》（證監公司字【2001】98號，以下簡稱《通知》）和2002年《上市公司風險分類標準指引（試行）》（以下簡稱《風險指引》）中已經有所體現，并對后續上市公司監管工作起到了推動和引導作用。
具體而言，《通知》要求證監會的派出機構樹立依法監管、主動監管、高效監管的理念，建立上市公司風險分類監管制度，加大對上市公司風險監控力度，按照上市公司存在風險的危害度、緊迫度進行分類，制定相應的關注等級和監管措施，對轄區上市公司實施動態監管。《風險指引》根據信息披露透明度、公司治理、財務穩健性、高管誠信、負債及償還能力、股價異動等狀況將公司分為高風險類、次高風險類、關注類和正常類4大類，要求每季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分類結果。
按照《通知》和《風險指引》等文件的要求，證監會各派出機構先后制定和完善了有關上市公司風險分類的監管制度，如出臺相關規章，依據風險級別實施分級負責等，大多證監局以年報審核結合日常監管情況，確定轄區上市公司風險分類情況，進而據此確定現場檢查范圍、檢查頻次等監管措施。在實踐過程中，監管部門對風險分類的內涵進行了探索和界定，明確應按風險分類的級別實施對應的差異化監管措施，也取得了一定實效。
如廣東證監局《上市公司分類監管辦法》（試行），首次將分類評價結果適度公開，同時探討評價結果的使用擴大到上市公司相關的其他主體，如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和中介機構等。浙江證監局在分類監管方面進行積極探索，制定了《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指引》，創新性的提出了情形制，根據轄區上市公司的股東狀況、公司治理及高管履職、誠信記錄、財務狀況、募集資金使用、信息披露及股價波動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并量化評分后，將上市公司區分為不同的風險類型并采取不同監管措施的監管模式。
雖然《通知》和《風險指引》在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探索實踐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文件一直未做修改沿用至今，存在一些不足：修訂不及時致使制度與監管實際脫節。該指引僅規定了風險分類的資料來源和具體的分類標準，對如何實施未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分類結果與監管措施結合少導致分類缺乏實效。
從自律監管來看，證券交易所也建立起了一系列有關分類監管的制度。2002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制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風險分類管理制度》，主要針對信息披露監管情況進行分類，并采取差異化措施。但其作為內部制度并未公開。2004年，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布了《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誠信建設指引》，主要依據上市公司誠信評估結果進行分類。2008年推出《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此外還制定了《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分類監管制度》，以提高監管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從板塊來看，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作為獨立、有特色的板塊，按照各自特點在信息披露、誠信建設、募集資金使用等方面存在差異化監管，也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
經過這些年的探索和發展，上市公司分類監管工作盡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通過梳理和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分類監管的實踐，可以看出當前的分類監管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當前分類監管制度的透明度尚待提高。提高監管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上市公司提高質量，是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主要體現。從實踐情況看，各派出機構實施分類監管的制度大多屬于內部工作規程，而非公開的監管制度，上市公司、有關中介機構并不知悉相關制度，制度功能的發揮受到限制，對上市公司扶優限劣的功能發揮不夠充分。
二是公司分類的依據尚不明確。分類監管的實施需要一套科學的標準，以實現分類在不同公司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相對公平。由于上市公司所處行業、經營規模、控股股東類型、經營模式等有較大的差別，上市公司之間的可比性較低，分類標準的制定難度較大。監管部門在制定具體指標時，是否充分考慮行業自身特點、財務狀況、公司治理情況等因素，即分類標準依據尚未明確。另外，特別需要考慮的是監管目標和政策導向應充分體現。要實現上述目標，做出科學合理便于操作的指標體系，是一個難點問題。
三是分類評價的指標設計未統一標準。證券交易所的評價指標是從自律組織的角度，基于已有的信息披露規范程度或誠信水平為主進行分類，未充分關注公司的財務狀況。證監會派出機構有關分類監管的標準差異較大，側重點有所不同，同樣的問題把握尺度和口徑也有差異。此外，不同行業的分類監管評級指標側重內容各不相同，如證券公司的規模對分類評級的影響很大。銀行、保險公司則比較注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總體來看，全面、客觀、準確評價上市公司風險的指標體系設計還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分類評價結果的市場化程度低。現有的上市公司分類評價體系，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等部分指標難以量化，而且指標層次繁多，僅憑監管人員評定，缺少會計師、保薦機構、律師等中介機構和其他市場主體的參與，由于監管經驗不同、監管認識不一，可能導致評價結果不夠客觀。
分類監管最初提出的主要目的是風險防范，但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上市公司監管中更強調監管與服務并重的理念，上市公司風險分類的目的將不僅僅在“限劣”，更應強調“扶優”。因此，通過分類監管使治理完善、運作規范的上市公司獲得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減少過度監管對公司經營、發展的影響；對高風險或者運作不規范公司強化監管約束，實施更嚴厲的監管措施督促公司化解風險，完善治理。如何確定分類評價指標和權重，科學的判斷公司風險是實行分類監管的關鍵。具體工作應考慮以下問題：
第一，評價指標的設立應遵循科學化、標準化的原則。分類監管的首要條件是要設置科學、標準的評價指標，對上市公司進行合理、恰當的分類。評價指標既要符合上市公司的實際情況，又要有利于監管工作的開展。建議以公司治理指標或者非財務性指標為主，財務性指標為輔。
財務指標與公司經營相關，其本身不應作為監管措施的標準，但由于財務指標在個案中會導致上市公司違規風險（如公司前兩年虧損，第三年公司易存在業績粉飾或操縱避免虧損的傾向），與退市、內幕交易、股價異動等情況相關，在目前環境下仍需予以考慮。在財務指標方面應綜合考慮公司所處行業情況，不宜一刀切。另外，公司治理水平的參數選擇應遵循科學性、實用性和標準化的原則，提高差異化監管的科學性、公正性及可操作性，以確保評價結果客觀合理。
第二，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應立足規范運作。規范運作是上市公司健康發展的基礎。規范性是判斷上市公司誠信度和透明度的標準。因此，在對上市公司進行分類時，通過公司日常信息披露、誠信、獨立性等規范運作情況綜合判定。
為避免監管人員的主觀判斷，可以探索先由公司自評，證監局對自評結果進行復核，并對照日常監管情況以及結合其他行政或司法部門、交易所等自律組織的有關紀律處分情況，最終確定公司得分和分類結果，確保認定嚴謹客觀。如果公司蓄意隱瞞有關情況，可考慮直接降級。
第三，上市公司分類標準需要動態調整。分類監管是一個動態過程，它需要定期對監管對象各種風險事項進行分析評價，依據監管對象風險狀況的變化，調整分類等級，并采取相應的措施。
因此，上市公司分類監管不是僅評價一次就可以一勞永逸，監管部門應考慮評價的階段性，建議結合年報的披露情況對上市公司的分類評級指標進行微調。動態的分類監管能夠對監管風險做到實時監控和及時處置，把風險解決在萌芽狀態，防范一些重大風險和突發事件出現，從而達到預防和控制風險的目的。
第四，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應突出監管措施的差異性。上市公司分類監管需要在合理分類的前提下，設置相應的差異化監管措施，既包括針對日常監管、現場檢查、行政審批、風險處置等監管領域的監管措施，也包括針對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高管人員、相關中介機構等監管對象的差異化監管措施。
監管措施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以市場化監管為基礎，對優質公司立足于市場自治、公司自治，為其創造寬松的監管環境予以支持，強化正向激勵的導向作用；對運作不規范、風險隱患大、評價級別低的公司防控結合、綜合治理，并要求相關中介機構切實承擔加強持續督導和外部監督的職責，及時防范和化解風險。
第五，上市公司分類監管應以服務為導向。根據“加強監管、服務市場”的監管理念，對不同公司進行分類監管、區別對待。對運作規范、發展勢頭好的上市公司，在融資、并購重組、股權激勵等申請事項要給予綠色通道，支持做大做強。對存在一時困難的上市公司，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下幫助排憂解難，為他們創造條件，渡過難關。對存在苗頭性問題的上市公司，要及時發現，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避免這些問題對市場和公司自身造成大的傷害。對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的惡意違法違規行為的，將采取更有力的監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