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來講，歐債危機是歐洲高福利保障制度、經濟發展速度和人口老齡化加劇失衡的結果。經濟發展速度不能支撐人口老齡化加劇引起的高額國家社會保障和醫療支出，導致財政赤字大幅增加最終導致債務危機。這是老齡化國家難以擺脫的結構性危機，而這也給正處于老齡化發展階段的中國帶來極大的警示意義。
一直以來，老齡化被看作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許多挑戰和沖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將導致用于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也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
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并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福利國家開始在歐洲風靡起來。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
福利性國家制度的建立，與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長期承諾的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仍然是國家財政的巨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
據IMF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這場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會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
數據顯示，當前深陷債務危機的歐盟國家中，國有養老金債務是其GDP總和的5倍左右。據弗萊堡大學研究機構報告，早在2009年，這些國家的養老金債務規模就已經達到了39.3萬億美元（約30萬億歐元）。其中，德國有7.6萬億歐元，法國有6.7萬億歐元。目前，歐洲年齡超過60歲的人口比例為全球最大，2009年這個數字為2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漲至35%。因此，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吞噬著政府的財政資源，也是這些國家難以真正有效削減債務的真正原因。
人口老齡化問題也令美國財政赤字堪憂，數據顯示，美國應享權益相關的債務從2012年開始將面臨“雪崩”風險，因嬰兒潮一代開始紛紛退休，屆時需要大量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支持。美國人口統計局預測，美國嬰兒出生率將長期維持低位，到2020年，美國嬰兒潮一代都將超過65歲，那時近乎20%的美國居民超過65歲，這勢必將導致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上的開支上升，加劇聯邦政府債務負擔，估計2010~2019財年財政赤字總額將高達7.1萬億美元，到2035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將占GDP的180%，財政體系將處于崩潰的邊緣。
而處于人口危機邊緣的日本，預計在2011財年養老金發放金額預計將出現2.5萬億日元
（約合289.7億美元）缺口。根據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結果推算，日本將分別在2012~2013、2016~2018以及2038~2041三個時間段迎來退休高峰。其中，在2012~2013和2016~2018這兩個時間段，養老體系支付壓力將達到頂峰。日本在2011~2014年將迎來一個償債高峰期，到期債務總額約達2246萬億日元，約為GDP的5倍，償債高峰與退休高峰的重疊將令日本政府破產風險一觸即發。
作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同樣面臨著老齡化的考驗。今年年初中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目前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十二五”時期，中國將出現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60歲以上老年人將由1.78億增加到2.21億，并且預計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
顯然，中國將不得不面對與發達國家一樣的老齡化代價，但中國的人均財富與收入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零頭，如何在財政可持續性下，使得我們的養老資源得到公平分配和保障確實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避免養老保障制度、養老金制度“碎片化”的同時，必須預見到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巨額養老赤字引發的財政危機，否則的話，一旦危機顯露恐怕就為時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