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的超高速增長；1982年至2011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速達到10.23%。展望未來，從長期角度看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基礎已不復存在。
第一，FDI和國際貨物訂單向中國轉移和集中的高峰期已經成為過去。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之后憑借充裕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廣闊的國內市場等諸多競爭優勢，深度融入并充分受益于經濟全球化進程。這種受益主要表現為FDI和國際貨物訂單同時流向中國，給中國工業體系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居民收入與消費的增長提供了強勁而持久的支撐。
目前，全球中低端產能向中國的轉移基本上已到極限。產業資本外遷所引起的實體經濟“空心化”是目前很多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稅基萎縮、財政困境難以扭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大部分發達國家都表現出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希望吸引產業資本回流等政策傾向。在本質上，這是對經濟全球化的逆向修正。這種修正過程勢必給中國經濟帶來長久性的減速壓力。
第二，世界經濟已由過去的“良性循環”轉變為“惡性循環”，目前還看不到重回“良性正反饋”的希望。發達經濟體進口減少或進口增長減慢將會導致中國等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增速下降，而這又會引起各地區的資源出口國經濟減速；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和各地區資源出口型經濟體增速下降，又會反過來給發達國家的出口和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歐盟和美國分別是中國第一和第二大貿易伙伴，在歐盟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的增長速度持續回升之前，中國出口增速難以持續回升。政府財政危機和民眾就業危機使美國和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越來越重，這使得中國出口很難繼續保持較高增速。
第四，中低端制造業“流失”是美國失業問題難以好轉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國正試圖在戰略層面重振其制造業，并減少從中國的進口。如果各種手段并用，這種戰略逐步被實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國重振制造業，在本質上是一種“進口替代”戰略。該戰略的任何進展，都意味著美國外部（包括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將更加嚴重。
第五，無論是與正在萎縮的外需相比，還是與本國資源及環境的支撐能力相比，中國制造業都需要經歷一個“去產能”過程。廣泛而嚴重的產能過剩將給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帶來長期性的減速壓力。
第六，中國銀行體系正悄然進入盈利下降和資產質量風險上升周期，系統性“債務泡沫”面臨著破裂的風險，由此引起的信用萎縮將長期壓制經濟增長。
第七，住宅和汽車作為普通家庭兩項最大的消費需求，在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高速增長過程之后，增長速度減慢也是必然的。
第八，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將要帶來一個勞動力持續減少過程。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18~50歲人口數量從2013年開始將步入下降周期，未來5年將累計減少4000萬人。這將導致勞動成本持續上升，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將進入下降過程，高度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外部需求的增長模式難以延續。
結合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不可避免地下移臺階，而且這種臺階式下降將是永久性而非暫時性的。
中國政府將“十二五”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7%。如以進一步深化改革為基礎，這個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人均GDP很低、城市化率不高、地區間發展不均衡等因素為中國經濟留下了較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人均GDP為5400美元，不到美日德的15%，也明顯低于巴西和墨西哥的1萬美元。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剛剛達到50%，而美日德等發達國家以及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等新興經濟體均在70%以上。從地區差距方面看，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城市已超過9000美元，而很多中西部城市不到4000美元。
上述經濟增長空間要轉化為未來真正的增長動力，需要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居民收入再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并在合理壓縮政府行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基礎上降低企業稅負。我們認為上述改革的深化是未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高增速的必要條件。
從很多經濟指標看，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有進入反彈過程的跡象，但對其強度及可持續性不宜抱有過高期望。從多個角度看，2013年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較為明顯的減速壓力。
首先，2013年中國出口增幅上升的可能性很低。
其次，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將面臨多重因素壓制。一是盡管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很強烈，但土地出讓金減少已導致其財政能力顯著下降。二是受諸多行業信用風險上升的影響，銀行放貸普遍趨于謹慎。第三，制造業投資增幅下降一般滯后于企業盈利下滑；未來幾年隨著制造業產能過剩進一步顯露，該領域固定資產投資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
第四，住宅市場的待售住宅處于高位，很可能對房地產開發投資產生下行壓力。由于未來幾年政府保障房建設規模將明顯下降，難以給房地產開發投資貢獻增量。但應認識到的是，2013年中國經濟在面臨減速壓力的同時，貨幣政策逆向應對仍然有較大空間。一是中國貸款利率仍然比歷史最低位高出近100個基點。二是存款準備金率仍然高達20%，比歷史最低位高14個百分點。
綜合來看，我們傾向于認為，與2012年相比，2013年中國經濟幾乎不可能顯著“升溫”，也不大可能大幅度“降溫”，各季度GDP增速很可能在7.5%左右波動。
2013年中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尤其是后者，將靈活地應對經濟形勢變化，不大可能出現過度擴張或過度緊縮等極端情形。
由于經濟減速壓力依然存在，2013年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基調不大可能是緊縮性的。但由于伊朗與以色列/美國之間存在爆發戰爭，以及全球氣候進一步惡化等風險，我們不能排除油價、糧價上漲導致通脹壓力階段性上升，進而迫使央行貨幣政策階段性地轉向溫和緊縮的可能性。
2013年的通脹壓力目前難以預測。我們傾向于認為，2013年全球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會產生通脹率上升的壓力。通脹壓力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中東局勢和全球氣候是否惡化。如果中東局勢惡化導致油價大幅度上漲，或全球氣候繼續惡化導致糧價大幅度上漲，通脹率將是上升的；否則，通脹率很可能下降或基本不變。
如果上述原因導致通脹率上升，那么其上升過程或許只有幾個月，而不太可能更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可能會以嚴格的價格管制措施和較溫和的貨幣緊縮來應對，而不是采取高強度貨幣緊縮。
如果通脹率預期基本不變，中國央行很有可能繼續降低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
由于中國第二產業產能過剩仍在加重，地方政府財政能力顯著下降，信用風險顯示出蔓延和上升的勢頭，而且住宅價格和房價泡沫破裂的風險很高，中國政府再度實行和2009年類似的極度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很低。
應當認識到的是，目前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基本目的正在轉變為抑制經濟增速大幅度下降，而不是推動經濟再度回到“高溫”區間。
在房價回落到普通家庭能夠承受或政府認為合理的水平之前，中央政府很可能繼續實行抑制房價的政策。如果房價保持強勢(我們認為2013年這種可能性不大)，央行在降息和降準方面都將會很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