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九龍坡區白市驛鎮公示37位村干部財產時，遭部分村官抵制，有村干部稱，“我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官，憑啥子把我的財產公示出去”。該鎮黨委負責人稱，公示財產屬探索性質的試驗。區委宣傳部負責人同時表示，地方態度謹慎因“擔心此舉成為全國民眾關注焦點”。（12月13日《第一財經日報》）
　　地方“試水”官員財產公示，確實是在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摸石頭”。低調而謹慎的試點，擋不住幾成共識的大勢。一方面是近期的“表哥”、“房叔”等事件，令民間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聲再次高漲；另一方面，十八大后釋放出的反腐信號，加深了人們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期待。
　　事實上，從鄉村到區縣，從阿勒泰到廣東……地方版的官員財產公示呈現出三個基本特征：基層化、低調化、密集化。試點的地區越來越多，有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2009年至今，我國已有29個市、縣涉及官員財產公開試點改革。然而，這些試點的地方基本又多是刻意低調，或者左顧右盼，或者謹小慎微。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些試點基本集中在權力架構的最底層，即在民眾眼中的“淺水區”。
　　某種意義上說，地方村干部稱“我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官，憑啥子把我的財產公示出去”不是沒有道理：既然公示是一種義務，盡管尚未法制化，按照權責對等的邏輯，“公示先從村干部做起”，顯然就有失公允；再說，生活邏輯推斷可知，村干部尋租或權力交易的概率相對更小，那么，公示的監督意義，相對自然有限。
　　這里其實有兩重擔憂：一者，作為公認為硬骨頭的“財產公示”，自上而下遭遇的梗阻能自下而上地紓解嗎？早在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但未能實際進入立法程序。此后，相關規定也并不鮮見。遺憾的是，剛性有序的律條基本被虛置。阻力不在于技術，恰在于公開的勇氣。單項規定都不足以破解這一迷局，村級干部的財產公示，又能累積多少改革的驅動力量？
　　二者，財產公示已經“試水”了很多年，用句曾經很時髦的話說：有些探索都已經“過了河”。從財產公示試點的情況看，有的人走茶涼，有的曇花一現，有的邊走邊看，有的走走停停。好的舉措，又怕民眾聯想，進而倒逼成輿論壓力；形式的做派，又怕民意臧否，還落得個好心辦壞事的委屈。于是這些試點，主要仰仗官員自覺，因為缺乏監督和問責體系，而推進得踉踉蹌蹌——既摸不到真正的“石頭”，又在河里趟了太久而被民眾詬病“不清爽”。
　　說到財產公示，有人總喜歡將之劃入敏感話題行列。但殊不知，即便從公眾的好奇心而言，越是吁求知情、越是遮遮掩掩，反而增多了非常態反腐的“花邊”，也讓本來清白的官員的合法財產被妖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