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根本而言，中國面臨的中長期性風險，在于本屬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有可能吞噬經濟發展成果。因此，現在迫切需要以良好的制度執行力來掃除改革的羈絆，以時不我待的決心全面推進系統性改革。
　　2012年即將成為歷史。總結近一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若用關鍵領域改革推進，有效經濟增長實現，就業機會創造與管理通脹預期，國內外收支平衡以及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民生覆蓋等評價指標來衡量，可謂有喜有憂。喜的是本屆政府在最后一年大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使得這項觸及業已固化的利益群體利益的重大改革，有可能成為開啟中國經濟下一個增長周期的邏輯起點。筆者認為，既然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且對中國邁向以消費為重要驅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意義重大，那么相關改革方案出臺時務必有操作性很強的財富分配路線圖，尤其是要破除那些對決策影響力極大的壟斷企業與政府之間圍繞利益再切割的非合作性博弈，決不可“帶病”出臺。喜的方面還有：由于政治周期啟動引致人們對新一輪經濟改革周期的期待，進而釋放出較以往更大層級的改革紅利，而這些改革紅利盡管本身不會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卻會成為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必備條件。
　　另一方面，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亦十分清楚，今日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面臨諸多棘手難題，且這些難題的破解無一不是系統性工程。例如，實現增長方式根本轉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來了，盡管國家發改委近年來在每年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都列出當年的重點改革領域，并要求各級各地政府推進相關改革，但由于缺乏硬約束尤其是相關配套的執行力，遂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雖然再三強調，卻愈發有成為只聽樓梯響的漂亮空談之虞。由于在追求高增長的過程中，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不僅未能得到有效清除，反而成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主要障礙。特別是在現有政績考核體系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短期內是不可能解除的。
　　不妨稍稍回望一下，早在2004年，溫家寶總理即宣布，綠色GDP指數將取代原有的GDP指數，八年過去了，這項重要決定若能真正貫徹執行，是完全可以克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情結并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的。只可惜在具體的執行層面上，GDP唯上的政績觀念根深蒂固，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效應，使得各級各地政府對提供公共品的熱情一直難有實質性提高，那些投資規模大、見效快的重化工業項目始終是地方政府的偏愛。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又給了各級各地政府保增長或者穩增長的最好理由。加上利益集團的游說，地方政府為了短期經濟指標和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大局的急功近利愈發突出，至于需要政府對自身以及壟斷性國企動刀的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例如土地、勞動力、資金、能源、大宗商品的價格改革，也由于諸多利益糾葛和利益集團的重重阻礙而進展緩慢乃至停滯。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美國、歐盟還是日本至今尚未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這當然不是說這些主要發達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之后，中國經濟就會怎么樣，歐美對中國經濟的評判始終帶有很強的主觀性，而是從中國經濟中長期持續增長的內生性因素來看，要素價格市場化確是非得完成不可的任務。短期而言，以壓低要素價格為特征的行政定價或行政影響下的定價機制，或許還有利于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但應清醒地看到，握有最多經濟資源的國企愈來愈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而價格的扭曲，又進一步促使了以浪費資源的方式生產，投資效率低下的狀況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經濟結構的優化，內生的技術進步，集約增長的科學發展在絕大多數地方迄今仍進展甚微。
　　因此，根本而言，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中長期性風險，并非來自于外部的戰略打壓與競爭擠壓，而是本屬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的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有可能吞噬經濟發展成果。綱舉，才能目張，決策層唯有以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為參照系，以時不我待的決心全面推進系統性改革，加快經濟戰略轉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長期發展瓶頸。
　　改革的時間窗口稍縱即逝，拖延轉型只會增加邊際成本。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既要以經濟硬實力為基礎，運用高明的國家戰略，設法打破美國在能源和金融領域對中國構筑的高邊疆，更要正視國內經濟發展的沉疴，冷靜思考制約經濟持續發展的約束條件并盡快予以破除，以良好的制度執行力來掃除改革的羈絆。
　　由此可見，明年乃至今后五年，決策層迫切需要落實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面改革，應該說國人等待具體的改革時間表已經很久了，現在需要盡快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形成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多元化服務體系。只有在此基礎上，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才有望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壓抑已久的民間投資熱情才有可能大大釋放出來。再進一步，為實現經濟全面轉型，政府在與既得利益集團徹底切割的同時，亟待通過理性的決策與高強度的執行力，致力于經濟轉型框架的全面落實；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以及通過相關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部分個人向廣大老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更是落實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