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是中國傳統思維中對為官境界的最高想象。而“清”，與其說是涉及行政能力的清楚、清晰之清，不如說是涉及行政倫理的清廉、清潔之清，更多地體現在關于對于物質財富的態度。
　　這樣的認識沿襲至今，使得每有關于官員財產公示的消息傳出，都會引來廣泛關注。從新疆阿勒泰率先試水，到湖南瀏陽、浙江慈溪等地的悄然跟進，最近，曾經的“首富之區”、中國改革的“突破之省”廣東傳來消息，在珠海市橫琴新區、韶關市始興縣，對領導干部家庭財產公開制度進行試點，讓人對這一制度產生更大期許。
　　不管形式如何，不正當地謀取私利，是腐敗行為的最終目標。而個人和家庭的財產，又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存折、現金、房產、收藏……因為其“物質性”，所以對其監督也最具可能性和高效性。
　　從行政倫理的角度看，財產公開是公職人員“內生責任”的體現。財產公示體現出公務員的價值觀、道德感和身份認同。實際上，從財產轉移到隱性收入，逃避申報或者公示的方法很多。公示在某種程度上起到的也只是警醒和監督的作用，財產狀況的真正透明，需要的是公職人員的配合和參與。試點的一些地方出路維艱，很多也是因為公示對象不理解帶來的阻力。
　　但這樣的個體倫理，不能僅依靠“個人修煉”來提升，而是更多地需要外部支撐。職業和行政的倫理立法，可以為公職人員道德建設構筑起底線。而類似“公務員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機構，也能讓財產公開等制度能更好地執行、監督和核查。
　　即便是社會公眾，在官員財產公示上，也不能以圍觀的心態袖手一旁。浙江慈溪、寧夏銀川等地官員財產公開“零投訴零異議”，固然有制度設計的問題，卻也不能否認公眾消極態度的影響。建立有效的社會期望壓力機制和溝通渠道，公眾的意見和情感才能及時明確地傳達給公權力機關。公眾的參與，將增強公職人員對公眾期望的敏感度，使他們真正具有責任感和回應性。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或許是一個“絕對真理”，但這樣的真理，是建立在對個人絕對追求自我利益的前提之上。或許，更好的價值、倫理教育，會讓這樣的“真理”縮小適用范圍，描畫一個更清明的政治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