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信貸融資快速增長導致前11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信用風險日漸積累，年末已開始在多個領域暴露。出于審慎監管考慮，監管層可能及時出手加以調控。非信貸融資增長節奏可能放緩，將引發明年流動性變局。
　　從融資方式來觀察，社會融資規模今年出現一個新特點，即非信貸融資發力是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多增主因，其中又以信托貸款和企業債券融資前11個月增長最為顯著。可以說，來自銀行信貸之外的融資快速增長，是支持四季度經濟反彈的重要力量。若這部分資金明年出現變化，將影響流動性格局，沖擊今年以來“融資先行”經濟驅動模式。
　　事實上，非信貸融資增長“變奏”11月已初現端倪：當月企業債券凈融資1817億元，同比少260億元，比10月大減1175億元。與規模巨減相對應的是信用債融資利率抬升。企業債券融資趨冷，與監管層和投資者對信用風險的擔憂不無關聯。盡管信托貸款11月仍保持較快增長，但監管層對其態度轉為謹慎，不排除明年政策出現大變化的可能。
　　首先，今年以來，企業債券迅速增長，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為穩定經濟增長、配合新批投資項目融資需求，有關部門放寬企業債準入門檻，使6月后企業融資出現爆發式增長。隨著債市規模迅速擴張，風險不斷積累，部分項目缺乏現金流和還款能力，局部、個別風險突出。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明年可能進一步積累，不排除出現實質性違約情況。債券市場擴容節奏可能會放緩。
　　業內人士認為，四部委日前出臺的關于地方土地儲備規范意見明確，縣級以上政府只能有一個事業性法人作為土地儲備統一主體。如果土地收儲功能被剝離，一些城投公司便失去獲取信用的基礎，這也可能對這些城投公司未來發債能力形成限制。
　　其次，信托融資面臨的不確定性可能更大。今年以來，信托融資成為平臺基建、房地產投資主要融資渠道。由于信托融資成本較高，在地方政府負債結構發生變化后，急速增長的融資成本負擔造成的風險逐漸累積。時值年末“討賬高峰”，關于理財產品違規銷售“飛單”、銀行托底礦產信托、地方政府托底基建信托等消息不斷傳出，信托和理財產品融資中的不規范問題頻頻暴露，信托“剛性兌付”底線屢被挑戰，部分項目無法兌付，已引起監管層關注。未來，信托信用風險日益增大、監管層可能將出臺相關政策，都會對信托融資增長形成制約。
　　傳統的信貸融資進一步擴大的空間也受到限制，今年新增信貸可能突破8萬億元，明年繼續大幅擴張可能性不大。一是明年我國銀行將執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受資本約束將影響銀行放貸能力。二是金融脫媒導致存款流出現象長期存在，銀行業受制于存貸比紅線，難以擴大貸款投放力度。
　　在傳統信貸融資增長有限，信托、企業債券面臨的政策調控不確定性增大情況下，明年流動性可能難見較寬松行情。受此影響，傳統“融資驅動式”經濟回升的持續性可能會受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