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驅動力，是因為它能夠打破二元失衡，創造新的要素組合。事實上，二元結構失衡是中國內部失衡的最大癥結所在，它同時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未來中國新型城鎮化，以及要素市場化都要從土地完整確權上做文章，因為這將是推動更廣泛和深入的制度創新的關鍵。
近年來，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二元性特征也在不斷強化，不能不說是經濟發展質量方面出現的問題。城鄉結構的失衡引發了經濟結構、分配結構、投資結構等一系列內部失衡。
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遠低于現代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根據計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分界線，經歷了一個由減弱到增強的過程。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先是由1978年的0.1643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0.2498，但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又有所加強，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二元經濟結構強度明顯增強，到2008年二元對比系數下降到0.1802。發達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一般在0.52～0.86之間，發展中國家一般在0.31～0.45之間�？梢�，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不僅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
農業經濟發展緩慢、農民致富困難、農村消費不足，使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據要素貢獻大小進行的，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對應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越大，城鄉間收入差距也就越大。
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是城鎮化，而城鎮化的本質是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建立均衡式的城鄉互動和工農互動增長機制，要將國家從農業轉出發展要素資源的格局調整到工業向農業轉入發展要素的格局上來，對整個農業發展給予根本性補益。
下一輪改革的核心內容是要素市場化改革，要素的粗放使用必將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因此，生產要素完整產權的保護和尊重，是要素進入市場并獲得高效配置和相應經濟效率的充要條件。而怎樣再次聚集農村改革的勢能和動力，土地這一極具配置能力的資本至關重要。
土地不僅是一種生產性要素，更是一種資本性要素，因為它涉及包括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權、要素資本賦權、發展權等在內的市場化的“三農”賦權制度改革。新一輪土地制度紅利，將進一步釋放土地和勞動力潛能，通過要素流動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帶動中國內部的資源、體制、資金、人力、市場和商品自由流動，從而可以盤活更多的資產加入到經濟增長之中，為農村經濟增長提供內部支撐和長久動力。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國家每年都下大力氣保障“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但提高的效益和幅度卻并不盡如人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制度保障的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盤活資產，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建立在私人產權基礎上的自由契約。
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產權相對模糊，農民不敢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也不能將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資，從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土地確權和使用權資本化是為了增加土地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形成農村和農業的資本積累，就是希望以權證的方式虛擬土地使用權未來收入預期的貼現值，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場上獲得強流動性，產生土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事實上，無論是農民承包的耕地入股、還是農民以承包地、宅基地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都是從土地資源賦權制度入手，使城鄉資源在流動整合中。因此，以土地使用權資本化為資源匯聚點，圍繞金融支持和產業支持，將形成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一輪土地制度紅利的開啟所釋放出的改革勢能，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