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財稅學者高培勇認為，鑒于超收收入的機動財力性質，因此估算每年至少有6000億元的減稅規模。這不僅是有必要的，有能力實施的，甚至是可以超越的。
　　實際上，減稅并不是新鮮話題。早在2004年，我國就開始實施結構性減稅，從全面取消農業稅，到增值稅改革從東北試點擴大到全國；從出口退稅適時調整，到內外資所得稅的統一；從降低消費稅，到多次提高個稅起征點……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政策接連出臺，似乎正成為我國稅制變革的主旋律。
　　但是如今無論企業，還是個人，大都沒有感覺到減稅所帶來的稅負減輕，稅款變少。相反，稅收增長速度連年上升。于是，不斷有業內專家站出來，包括此次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提出具體的減稅數額，經濟學家謝國忠也曾提出過減稅一萬億元的設想。
　　筆者認為，與其規定具體的減稅數額，不如將減稅引入法制化軌道。
　　首先，嚴格執行稅收法制化和民主化。在實施減稅的同時，還要防止隨意增稅。無論是前些年的印花稅“半夜雞叫”，還是去年某地房產稅的開啟，稅收征收的隨意性很強，尤其是去年曾引起熱議的婚前房產證“加名征稅”，一些稅務部門在沒有任何征收文體的情形下，就隨意實施加稅新政。而在歐美發達國家，稅收法制化和民主化早已成為政府的自覺行動。無論征收一個新稅種，還是變更稅負，所有征稅活動，都要征得民眾的同意，經議會通過，無代表，不納稅；代表不同意，不能隨便征稅。
　　其次，目前，我國稅負依然過重，稅收增長速度過快，這已成為國家急需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國要控制總體稅負規模，參考同類國家的稅負，通過立法的方式，硬性規定為GDP的一個比例。同時，要控制稅收增長速度，譬如，硬性規定每年的稅收增長速度要與GDP同步，以實現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實現稅收負擔的公平與正義。
　　當然，減稅還須提升稅負轉換國民福利功效。“取之于民”還需“用之于民”。而對于某些財政預算、支出語焉不詳，一些地方曾要求政府公示各項支出，但大多遭到拒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公”消費屢禁不止。可以想象，在沒有從稅收體制中獲益的背景下，納稅人如何有主動繳稅的動力呢？
　　此外，我們在實施減稅的同時，還要清理企業的各種不合理收費，鼓勵企業創新，提高工薪階層工資水平，完善社會保障水平，合理配置資源，從而增加企業經濟活力，提升國民消費能力，最終實現提升民眾福祉，保障國民經濟健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