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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公安部交管局有關負責人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公安機關將大力推進交通安全誠信體系建設，研究推動將公民交通安全違法記錄與個人信用、保險、職業準入等掛鉤的工作。（《新京報》12月3日）
以往人們聽到個人信用的“黑名單”不以為然，但銀行信用黑名單實施幾年來，人們開始知道這一“黑名單”的厲害，上了這個“黑名單”，在與銀行打交道真是寸步難行。如今，對付交通違法這個痼疾，公安機關準備將其與個人信用、保險、職業準入等掛鉤，我舉雙手同意。
看看我們每年因為交通事故死傷的人數，看看我們遠遠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交通事故率，就知道其必要性。但是，在掛鉤之前，不解決好幾個前提，恐怕這個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技術問題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簡單的事情。如今，我們在一些領域沒有建立“黑名單”，更沒有實現各種“黑名單”之間的聯網。但是，在信息時代，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在技術上已經不再是什么問題，關鍵是有法律依據，通過立法來賦予有關部門建立“黑名單”以及進行聯網共享信息的權力，然后督促有關部門建立相應的信息平臺。所以，“交通違法記錄與個人信用掛鉤”要解決法律依據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解決好信息聯網等技術問題。
但是，光有法律依據和技術力量建立了這種“黑名單”也不行，這個“黑名單”本身要體現公平、公正，否則就不如不建，因為在一個法治社會，不能僅強調打擊和震懾作用，更應當體現對權利的保障。而“黑名單”
公平、公正的前提是公安機關自身的執法公平、公正和相應操作規程的科學和合理。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科學地設置各種交通標識，讓交通違法人能心服口服。有些地方交警為了罰款目的，在不該設置限速的地方設置限速，有些交警對尾隨大卡車無意闖紅燈的小客車也照罰不誤。不科學的設置交通標識，陷公民于違法之中，進而記上“黑名單”，是對公民權利的損害，這種“黑名單”肯定得不到公民的支持。
第二個問題是，個人信用、保險、職業準入都與公民的權利有重大關系，交通違法記錄與這些掛鉤，必將影響到公民權利行使。那么，什么樣的交通違法與這些掛鉤，有關部門就必須好好研究，不能是輕微交通違法行為也掛鉤。
第三個問題涉及到交警部門執法的公平性，有些地方對特權車交通違章視而不見，甚至被電子攝像機拍攝到了也可以刪除。如果官員和享受特權的人，連交通違法都不處罰、不記錄，那么，專門針對普通公民的“黑名單”就失去正義性。
最后一點，是有關交通違法記錄也要研究一下救濟程序的問題。任何東西，哪怕是機器操作，都有可能產生失誤，那么，交通違法信息出現錯誤時，特別是上了“黑名單”后，要設置合理的程序讓公民有權提出異議并得到救濟。再有，交通違法記錄上“黑名單”是否也要設置相應的年限，比如一些相對較輕的交通違法記錄上了“黑名單”后在過了一定年限后，自動消除，給公民一個改過的機會。
希望“交通違法記錄擬與個人信用掛鉤”的做法，能公平、公正和透明，讓公眾信服，讓“黑名單”既發揮威懾作用，又體現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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