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金融危機中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的一種方式，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其資產處置任務實現目標后，都面臨著轉型的問題。我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誕生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0余年來走過了一條并不平坦的發展道路，期間還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再次沖擊。對于四大資產公司轉型問題，相關層面自2004年起即已開始進行醞釀與探索，并于2008年進入實質性的方案設計階段，但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被迫推遲。隨著最近兩年經濟形勢的逐步企穩，四大資產公司轉型問題再次被提上國家金融改革的日程。因此，有必要結合四大資產公司自身發展情況及當前宏觀經濟環境對轉型問題進行再思考。
    設立四大資產公司的主要業務是處置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經營目標并不以商業營利為目的，而是最大限度地保全資產、減少損失。四大資產公司具有金融牌照，享有國家給予的許多特殊政策，如發行金融債券、從事資產及項目評估業務、實施企業債轉股、向央行申請再貸款、稅費優惠等。四大資產公司的資產主要來自 1999年收購的1.4萬億元政策性不良資產和 2004—2005年收購的1.2萬億元商業性不良資產。這些資產按行業、地域、質量和規模等情況進行了打包，并以資產包為單位進行接收與處置。這些資產種類繁雜，包括了債權、股權、實物、無形資產等各種形式，其中以債權、股權為主。
    四大資產公司在當初收購母體銀行剝離的政策性不良資產時，采取的是等額剝離的形式。雙方的資金清算方式是資產公司承接母體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再貸款，即一方面母體銀行消減其在中央銀行的再貸款，另一方面資產公司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再貸款。到2006年年底，經過6年多的處置，四大資產公司最終實現的平均回收率約在10%左右，收購成本和回收現金之間形成巨額的資產處置損失，再加上再貸款利息支出，這些都造成了四大資產公司巨額的賬面虧損。2004年后，在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收尾的時候，四大資產公司進行了大規模的商業性不良資產收購。至2006年末，四大資產公司累計處置政策性不良資產10793億元，累計回收現金1867億元，現金回收率17.3%，基本完成了財政部下達的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目標，并進入到商業性不良資產的處置階段。但由于資產可持續經營性、保值增值能力、再貸款還款壓力等問題的存在，四大資產公司的商業化轉型還存在著一定的障礙。
    國家對四大資產公司存續與轉型問題的政策經歷了一個“由限定十年存續期，到允許商業化轉型，再到區別對待各家轉型”的調整過程。2008年，財政部牽頭成立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型改革發展工作小組”，負責推動四大資產公司商業化轉型工作，后因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而延后。2010年，四大資產公司轉型改制試點工作再次啟動。根據國外的相關經驗，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轉型主要有受托資產處置、投資銀行、金融控股等三個方向。信達率先作為試點獲批完成了改制，這標志著四大資產公司商業化轉型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隨后，國家又批準了華融的改制方案。目前，四大資產公司都已初步將金融控股確定為各自轉型的主要方向，并開展了積極的探索，如信達旗下已擁有信達證券、幸福人壽、信達澳銀基金、信達財險、信達期貨、金谷國際信托、信達金融租賃等平臺；華融旗下已擁有華融金融租賃、華融證券、華融國際信托、華融期貨、華融湘江銀行、華融渝富股權投資基金等平臺；東方旗下已擁有東興證券、中國外貿租賃、大業信托等平臺；長城旗下也已擁有長城控股、長城資本、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等平臺。這些探索都為四大資產公司的轉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基于上述情況，結合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宏觀經濟環境，筆者對四大資產公司轉型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現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部分保留。從國內外經驗來看，每一輪投資熱潮往往都會不同程度地產生不良資產。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我國政府及時地推出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實施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信貸規模大幅提高。這一特殊舉措對于抵御金融危機顯然是必要與及時的，但也有可能導致出現資產泡沫膨脹和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現象，并產生新的不良資產。新的不良資產出現將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會是一個逐步顯現的過程。因此，資產公司應該部分保留下來，而不是在完成現有政策性任務后全部關閉。
    二是堅持差異化轉型，避免同質化業務競爭。從戰略層面考慮，如果四大資產公司全部保留并統一轉型為新的金融公司，則實質上等于多了四家具有相同業務領域的國有金融企業，這將會激化同業競爭、造成資源浪費，不符合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要求。因此，國家應統籌安排四大資產公司的轉型工作，堅持差異化業務轉型，避免同質化業務競爭，而對于無法實現差異化經營的公司，應考慮進行合并。
    三是基于業務協同的考慮，首選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資產公司在商業化收購不良資產時通常需要融資，銀行顯然是資產公司不可或缺的融資平臺。同時，銀行自身經營所產生的不良資產又是資產公司的重要目標資源。另外，資產公司的金融控股平臺和投資銀行體系具有較高的業務靈活性，是目前銀行所不具備的稀缺性資源。因此，資產公司與銀行之間的資本戰略合作將產生巨大的業務協同空間，銀行將是四大資產公司股份制改造中首選的戰略投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