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28日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指出，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發展還很不平衡，尤其是城鄉差距量大面廣，差距就是潛力，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中國推進城鎮化，是要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路子。
　　最近幾個月，有多家機構陸續發布關于中國的城鎮化率進入新階段的報告。其中，中國社科院9月發布《2012中國中小城市綠皮書》稱，最近10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0%，這意味著城鎮比例已經超過農村。這表明中國已經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開始進入到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的城市時代。
　　在進入新階段的同時，專家也提醒我國的城鎮化是一種典型的“不完全城鎮化”，大量農民只是名義上的“居民”。因為城市居民里包括了1.5億左右的農民工，這些人在城里通常沒有城市戶籍、缺少住房、保障不足，容易成為城市的過客，這背后存在著較大的社會不公平。而在農村，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與城市也有較大差距，城鄉居民收入方面也有著較大的絕對數差距，這就是李克強所言城鄉差距“量大面廣”的一個縮影。
　　十八大報告中也承認“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但要如何理解“差距就是潛力”？一個可以引用的論斷就是：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日前發布《2012年中國農村政策執行報告》指出，城鄉收入差距連續三年呈縮小態勢。這就意味著農村人均收入在不斷增加，且增速比城市居民更快，它更加有條件實現習近平同志最近講話提到的“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
　　這些愿景在條件滿足時就可以轉變為現實的需求，刺激和帶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不過，這并不是說城鄉的“差距”就直接等于發展“潛力”，它至少需要逐漸滿足三個條件：其一就是逐漸剔除差別性的城鄉制度屏障。現實的許多差距根源于制度上的區別對待。這一點在交通事故賠償標準上就很明顯，同樣是遭遇車禍喪生，如有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差異，死亡賠償金可能會有懸殊的差距，這無疑與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有抵牾。此外，在衛生醫療、養老和教育等領域，也或多或少存在這種差別性的規定，當然，我們承認在歷史上這種差別規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當我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時，這種制度性的差異還是應該盡早退出歷史舞臺。
　　其二是國家的財政資金與政策對農村的傾斜，只有兩者的配合才能落實制度上的公平對待。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言，“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對于農村而言，這段表述的通俗解釋就應該是更多的財政投入、更大的政策優惠。城鄉的一體化發展，必然是要求資源配置時側重農村的投入，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差距才會轉化為潛力，才可能激發出農村社會的強大活力。
　　其三是必須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路子，農村與城市的差距并不是一個領域或者一個方面的差距，而是多方面甚至全領域的差距，這就意味著縮小城鄉差距必然是一個系統工程。它不僅僅在于城鄉收入的差距縮小，還有城鄉信息鴻溝的縮小、城鄉現代化質量差距的縮小等。正如李克強所言，要走同步發展的路子。也就是要農村這只大桶上所有的短板都補齊，而不僅僅是補齊一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意義的城鄉共同繁榮。
　　滿足上述條件需要的是深化改革，形成新的協調機制。
　　11月21日，李克強副總理在主持召開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國30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甜頭已經嘗到。在新的起點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讓群眾過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開放。這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但也要看到，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干可能不犯錯，但要承擔歷史責任。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
　　正因為如此，要將城鎮化變為未來幾十年中國最大的發展潛力，指向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斷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