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補償制度做出修改，并決定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部分專家推測，此次修改至少提高10倍的農地征收補償標準。
　　這次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的出臺而鋪路《土地管理法》修正，具有突出的積極意義。由于《土地管理法》規定，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產值的30倍，致使在不修改《土地管理法》下，出臺提高農地征收補償標準的條例，將面臨下位法與上位法沖撞問題，而修改《土地管理法》相關條款，可避免上位法與下位法在內容和條款上的沖撞問題，且這種小改可減少利益阻力；同時農地征收補償標準的適度提高，不僅緩解被征地農民未來生活缺乏保障等問題，而且農地征收補償標準的提高，如同是政府與被征地農民對被征地土地收益蛋糕的重新切割，即上調對農民的補償標準一旦使地方感到無利可圖，將一定程度上緩解地方賣地沖動。
　　近年來，地方熱衷于城市化源自土地級差地租收益。而正是巨額的土地級差地租收益，使地方傾向于人為控制土地入市節奏和規模，扭曲土地供需曲線，加劇土地和住房等資產價格泡沫。然而，土地級差地租收益源自土地用途變更后，單位土地在不同用途下的增加值差，即農業與非農勞動生產率之差。因而若地價和房價的上漲，是基于人為調節供需曲線，那么此類因素帶來的級差地租收益實為“虛增地租”，其在經濟社會的主要效應是一種存量財富的再分配的級差地租稅。這就如同一把雙維度的剪刀差，同時對城鄉居民進行存量財富再分配：即通過低征地補償款完成對農村土地的存量財富再分配，又通過高房價，再度對城鎮居民的存量財富實行再分配，進而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和增長的不可持續。
　　鑒于此，單純以提高農地征收補償標準，而未徹底改革農地轉非農建設用地過程中地方的壟斷供給渠道，既難以有效剎住土地級差地租的“虛增”利益通道，矯正地價和房價泡沫的傳導渠道，而且在現有土地管理法的博弈格局下，很難構建出一個農民與政府就土地級差地租蛋糕切分的對等博弈框架。如地方政府會提高農地三通一平成本及增加各種交易成本等，壓低向農民支付的征地補償標準，最大化自身收益，進而出現農民盡管獲得比之前更高的農地征收收益，但其收益可能并不足以緩解被征地農民的后顧之憂。
　　我們認為，通過修改《土地管理法》真正實行同地同權同價，賦予農民以農地交易主體資格，使之直接成為土地供給主體，要比單純地提高農地征收補償標準，更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如徹底打破城鄉二元土地制度，政府主要通過城市建設區位規劃等，確定哪些土地需改變用途，并把納入區域規劃的農地直接變更為建設用地，讓農民直接與用地方進行定價交易談判，政府則根據交易地價扣除農地原值（按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產值的30倍作為農地原值），向農民征收土地增值稅（可參照17%的增值稅稅率征收），根據交易地價總額征收約20%資本利得稅，及征收相應的印花稅等，進而使政府以規范的稅而非土地出讓金獲取相應的財政收入。此外，政府通過開征物業稅（房產稅）向房主征收相應稅款，從而政府可完成退出土地一級市場，相反，政府以資本利得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和契稅等為收入源，并不必然因失去土地級差收益而利益顯著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