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股指接連創下新低，在一片愁云慘霧中，市場上有關救市的誑語之多，已經到了魚龍混雜的地步。查查這些誑語的出處，其中不乏大牌分析師、知名經濟學家和有較大影響力的財經媒體老總級人物。
　　說實話，二十多年來滬深股市從來就不缺誑語，想必投資人聽得夠多了。比如有預測版的，經常下斷言說A股很快將上到多少點，或者用不了多久下探到多少點；這只股票明天漲停板，那只股票一個月內會如何等等。還有泄密版，從什么神秘渠道獲悉哪只股票為什么漲之類。當然，這樣的誑語是容易分辨的，在經歷了這些年的市場錘煉后，相信能量也早已大大衰減。
　　大牌分析師、知名經濟學家說誑語，情況雖說是好一點，其實也不過是杜甫詩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在股海里的翻版。要使各位投資人在聽完之后當了真，說實話也并不那么容易。因為大牌們的意見常常相左，甚至表面上看還大相徑庭。
　　比如，筆者最近就讀到兩種極為矛盾的言論。一種在論及政府出臺救市政策時說，滬指不跌到一千幾百點，政府不會出臺政策的；而另外一種則聲稱，某一項救市政策的推出，不僅救不了市，還將導致A股下跌到一千幾百點。
　　可是，仔細分析起來，這兩種看似完全相反的意見，骨子里其實是一樣的。說這些話的人都想表示出有左右政策的能力，而且認定政策是可以決定股市方向的。前者，我稱之為是市場倒逼政策版，而后者則可以說成是政策打倒市場版。總之，這兩個版本，都和市場的趨勢沒有什么關系，不可能成為決策的依據，更不能成為熊市中的投資參考。
　　我在本系列的第一篇里就強調，政策的調整和市場的固有的周期無關；制度的完善也只是政府日常需要做的工作，不會改變市場周期。無論用什么理論工具來分析政策、制度和市場的關系，都是相當復雜的過程，什么政策導致熊市，又是什么樣的制度會帶來牛市的結論，實在不能輕率地下，因為政策制度和市場趨勢并不存在簡單的、直接的彼此對應的關系。并非好的政策今天發布，牛市的光芒就照耀A股市場了。
　　當然，政策的出臺可以選擇時機，A股指數作為參考時機也確實可以是一個選項。但以政策和制度的嚴肅性而言，這樣的時機選擇從來不可能是制度或政策的制定者優先考慮的。這個道理是明擺著的，因為即使從政策或者制度的監管效果來說，具體政策的出臺也不是針對指數高低制定的。難道熊市就應該完善制度，而牛市就不需要改變明顯不合理的制度設計了么？
　　所有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完善對股市趨勢的影響，都是難以遽下結論的。政府出臺的各項制度、宏觀經濟政策，哪怕就是針對股市的具體指示，政策與隨后的市場效應之間的互動到底會怎么樣？要能清楚歸納、了解這樣的互動，其所花的時間甚至要比股市上的一輪熊牛輪回更長。
　　所有政策的制定者，都肯定會從人們良好的動機出發，以制定盡可能完備制度的方式積極干預經濟。但經濟運行的政治制度式的解決，卻從來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這邊有了政治表達的清晰，那邊經濟運行就會立竿見影回應。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其題為《經濟運行的歷史進程》的獲獎致辭中說：“這篇論文是講制度與時間的。”他妙到毫巔的結論是：“革命性的變化永遠不會像它的支持者那樣革命。”中國古代的執政智慧里，也常常在對興利除弊的反復焦慮中，最終不得不再次信奉艷羨無為而治的“治大國若烹小鮮”。
　　要知道，檢驗一個論斷是否科學，是否有助于人們認識市場，是需要極為漫長的時間的。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其學術成果和獲獎時間的跨度超過半個世紀。間隔期如此之漫長，是因為要了解真相，人類必須為之付出心血，必須試錯，必須有足夠的耐心。不經過這樣的過程，怎么可能真正認識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