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產品”概念首次出現于政府文件是在2011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是推進科學發展的重要內容，十八大報告中再次提出“生態產品”概念。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短缺的時代已經結束，生態產品短缺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有效增加生態產品供給，離不開市場機制的推動。
　　“生態產品”是一個新興概念，基于不同視角有著不同理解。筆者認為，其含義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講，生態產品是指維系生態安全、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環境，包括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生長的森林、適宜的氣候等看似與人類勞動沒有直接關系的自然產品。從廣義上而言，除前述自然產品外，還包括通過清潔生產、末端處理、循環利用、降耗減排等途徑，減少對礦物、能源、水及其它生態資源的耗費，而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譬如有機食品、綠色農產品、生態工業品等。
　　相對應于生態產品的狹義和廣義之分，生態產品的生產活動也存在兩種基本形式，即專業生態生產和物質生產生態化。專業生態生產是人類調動社會物質資源，協助、推動生態系統恢復和增強生態生產能力，增加生態產品產出，以促進生態恢復、增殖生態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的專業性社會生產活動。物質生產生態化就是在物質產品生產過程中，自覺利用生態規律，遵循生態原則，盡量采用生態方法，降低物質生產對生態環境的負面沖擊，維持甚至促進生態平衡。
　　在工業文明社會中，人們更加看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生態產品生產活動需要投入人力和其它物質資源，但產出的是生態產品，不能用來更替生產使用的物質資源、補償生產消耗的財富價值。就獨立的、單次的、甚至較少次數的生態產品生產過程而言，直接產生的經濟效益顯然為負。同時，生態效益具有很強的外溢性，它所帶來的私人收益遠小于社會收益，而成本卻需要獨自承擔，因而長期以來生態產品生產活動難以獲取立足之地。因此，生態產品具有顯著的公共產品性質，其價值很難通過市場交換來實現，只有借助政府“看得見的手”才能得到必要的補償。在專業生態生產方面尤為明顯，其產出主要是生態產品，物質產品作為副產品不足以補償生產消耗，因此只能依靠政府的生態補償機制。
　　物質生產生態化是目前世界各國力圖扭轉生態惡化趨勢、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措施，對緩解日益嚴峻的環境資源危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是因為人們將生態理念融入到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生產的生態產品的功能或效用可以直接滿足人們的生產、生活消費需求，是可以用于交換的商品。隨著人們綠色消費、環保意識的提高，生態化生產的物質產品具有很大的消費市場，市場供求關系形成價格，通過市場交換可以有效進行價值補償。在政府引導和市場激勵下，物質生產生態化正被廣泛推廣。
　　但是，工業文明社會畢竟是典型的“經濟本位”社會，在這個社會體系中，利潤最大化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乃至其它社會活動的基本準則，導致不惜犧牲生態環境、片面謀求經濟效益、追逐財富增長現象愈演愈烈，生態產品生產活動不被認識、不被認同的現象大有存在，生態產品當然也不可能完全得到社會承認。目前工業文明正在深化，生態文明建設給傳統工業文明注入了可持續發展的新鮮血液，經濟活動生態化逐步形成潮流，但也只是在謀求最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關注和維持生態平衡。人們的思維模式、社會的評價機制依然是以經濟效益和財富增長為中心，生態平衡、環境效益是實現經濟效益和財富增長的手段，生態產品仍然處在邊緣位置，生態產品的交換還缺乏像商品交換那樣的平臺和規則。
　　從當前來看，政府應以社會規范和政府導向的形式，強制和引導社會資源、生態資源流向生態產品生產，確保各類資源的必要配置，鼓勵企事業單位及其它社會組織支持和參與生態產品生產活動，扶持技術進步，逐步提高生態產品生產在整個社會生產中的比重。根據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原理，生態效益外溢的受益者，應當在由此增加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對生態產品生產者進行補償，但這有賴于政府的強力推進。
　　市場機制在推動生態產品生產方面也大有可為，物質生產生態化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市場基礎，專業生態生產也不是無路可走，并且已經有了一些可行的途徑。譬如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CDM機制已經發揮顯著作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也在加緊建立。生態產品成為商品進行交易的關鍵在于，科學合理地確定計量其價值或價格的方法，可以類似于CDM機制，將專業生態生產的一定量生態產品折算為能夠減排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折算為能夠稀釋的COD等等，作為確定生態產品價值或價格的基本依據。這樣就可以設計一套完善的市場機制，開展生態產品交易，甚至逐步替代目前普遍實行的生態補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