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經濟將實施何種政策組合，頗令人關注，這會在下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給出答案。市場各界關注2013年經濟增長的目標，是因為這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新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
　　長期來看，改革能改變和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通過資源重新配置，要素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改進后，可以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
　　但是在短期內，改革與增長經常處于矛盾狀態。因為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動能需要依靠政府經濟活動擴張，這會對私人部門產生擠出效應，導致效率下降。以往每每遭遇經濟下行時，結構性改革的宏觀政策時常被迫停止，進行一些妥協性調整。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啟動改革必然需要接受短期經濟增速的下行。2013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否可能下移至7%？
　　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潛在增長率的前提是所有的生活要素充分使用，也就是假設充分就業。因此，在實際增長速度不低于持續增長率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充分就業，甚至可能是招工難。今年1-9月份全國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000萬，已經完成全年計劃新增就業數的114%，這意味著今年三季度7.4%的經濟增速，可能還在潛在增速之上。
　　諸多學者的研究顯示，中國的邊際資本回報率一直在下降，特別是在過去幾年下降較快。如果沒有政府補貼，在報酬大幅下降的情況下，投資增長速度也會放慢。
　　從總需求的角度來看，今年經濟實現7.5%的增速其實并不容易。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下半年宏觀政策對總需求的強力扶持，尤其是基建投資的拉動，而經濟的自主增長動能（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一直羸弱。
　　從經濟周期規律來看，如果不能徹底市場化改革，必然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而未來潛在增長率的下滑，需要中國經濟尋求新的增長點。經濟增長并非發展的唯一目標，而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生活的路徑與工具。如果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下移至7%，則意味著一種理念的轉換。
　　對于2013年中國經濟的政策組合，可能存在著兩種方式。一種是“寬財政、緊貨幣”的搭配，這里所謂的“財政”不是狹義的財政開支，而是泛指政府的經濟活動。如果實行“寬財政”（政府的經濟活動擴張），短期內政策一定難以擺脫增長速度的糾結。
　　“緊”貨幣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一是政府經濟活動的擴張對私人部門形成擠出效應，這表現為對銀行信貸和市場融資的直接占用，增加私人部門融資的難度和成本，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的經濟活動大量吸收資源要素，低效企業部門無法出清，導致企業成本（原料成本、勞工成本和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二是中央銀行與地方政府以及國有經濟部門的博弈更趨激烈，資金面很難回到相對寬松的狀態。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表示，通脹壓力是長期伴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的一種趨勢，需要客觀看待、謹慎防范。在相當長的轉軌過程中，經濟過熱傾向可能性大于偏冷的傾向。在這樣的背景下，需要始終強調防范通脹，通貨膨脹始終是較大的風險，應該放在突出位置對待。
　　另一種狀態是“緊財政、寬貨幣”。政府的經濟活動收斂，就意味著能夠接受更低的經濟增長目標。政策取向轉為抑制投資擴張，最直接的政策信號是金融監管開始收緊，比如開始清理2012年無序擴張狀態的影子銀行業務。
　　“寬松”貨幣政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由于債務的供給壓力開始下降，貨幣市場利率和理財收益率將擺脫“糾結”繼續下行。
　　二是從中央銀行一直秉持的理念來看，“寬貨幣”的前提必然是“緊財政”，即政府經濟活動的收斂，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寬”。只有低效政府經濟活動得到抑制，釋放出信貸資源，對私人部門的信貸條件才能實質性改善。
　　三是對于高負債經濟部門，維持其資金鏈不致整體崩潰，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政策底線。因此，在清理地方政府債務的同時，央行或許有必要下調基準貸款利率，降低存量債務的財務負擔；盡快降低存準率，以提高銀行可貸資金。同時，提升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風險級別，限制其得到新增貸款數量；推行差別化的監管措施，將更多的信貸資源配置給具備正現金流覆蓋的項目與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
　　四是如果政策開始實質性推動改革，這就意味著短期財政赤字上升不可避免，政府也會具有降低財政成本的動機。當然，經濟減速、通脹下行本身也在拓展減息空間。
　　“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搭配是過去十年常見的政策組合，“緊財政、寬貨幣”則代表著新政、新思維。從一些跡象來看，這種政策組合的可能性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