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蘇、云南、山東等地出現縣鄉政府向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借資”事件，其中，江蘇大豐市新豐鎮的融資年息已高達23%，其他地方的也多在12%以上。有關人士稱，為了獲得更多土地出讓收入，很多地方掀起建新城、新區的熱潮，政府前期需投入大量配套設施，所需資金一方面通過銀行貸款，銀行貸不到資金，面向社會融資就成為不二選擇。（《新京報》11月27日）
　　早在2009年，國家財政部即緊急要求堅決制止地方財政違規擔保向社會公眾集資的行為。時至今日，地方政府的集資行為卻愈演愈烈。從報道來看，地方財政已經不僅僅是“擔保”集資，甚至直接跳到前臺融資。如此瘋狂之舉，實在令人擔心。
　　其一，大量資金被吸納到政府手中，必然會影響其他產業正常的資金流動，從而嚴重破壞當地的金融生態。既然政府開出了畸高利息，加之有行政力量逼迫，則地方金融盤子里的資金自然會流向政府，諸多實業要么缺乏吸引力，要么因為缺乏流動資金而漸趨凋敝。江蘇大豐市新豐鎮向以紡織業為龍頭產業，但這一產業今年的效益比往年都差。其中，可能有整體性行業不振的因素，也與地方扭曲的金融生態有關。熱衷于造城、賣地的基層政府，并無暇顧及這些“來錢慢”的實業。
　　其二，基層政府握有大筆攤派融資，在管理和使用方面，也存在諸多隱患。比如，這些基本已確定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能不能規范運作、會不會出現設租、尋租等腐敗情形、“三公”消費會不會因此而水漲船高？
　　其三，利息越高，積累的金融風險相應的也就越大，這些大舉融資的基層政府又將如何償還這些資金？政府并不是公司，不可能贏利。政府的職責在于依法行政，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并負責執行預算。而上述這些地方縣鄉政府之所以有底氣開出23%的年息，來大筆借錢，其根源還在于根深蒂固的土地財政。
　　政府通過大建新城、新區，實現耕地的用途改變，再通過賣地收取高額差價，這是一本萬利的土地財政。據披露，江蘇大豐市新豐鎮從村民手中征地為一萬多元一畝，而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最低也要30萬元一畝，最高已達到100萬元一畝。試問，哪家公司有這樣高的利潤率？可見，時下很多地方已經深陷“融資-城建-賣地-還錢-城建”的“怪圈”。
　　地方經濟要想持續健康發展，就不該再沿襲“土地財政”，而應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部分地方政府濫用行政資源甚至透支政府信用，大規模吸納資金，以滿足眼前利益的需要，實在是一種短視行為。
　　對此，除了嚴肅財經紀律之外，還應改變目前這種土地收益的分成辦法，誠如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只要抽掉了土地高收益這一高息融資的基礎，則地方政府瘋狂融資的情形想必會減少許多。而廣大失地農民，也會因此而獲益良多，真正實現“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的政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