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獲利一案上周五（11月23日）宣判，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初審判決李旭利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俗稱“老鼠倉”）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4年，罰金1800萬元，追繳違法所得1071萬元。
　　“老鼠倉”終于得到懲罰，顯然大快人心。但辯護律師朱有彬認為，判決依據在邏輯上是有罪推定，將盡快提起上訴。也就是說，李旭利案中辯護律師依然認為李旭利并非犯罪。其實，李旭利案非有罪推定，而是典型的內幕交易案中常用的因果關系推定，這是國內資本市場的一種進步，值得投資者叫好。
　　先看一個國外市場的相似案例。據《紐約時報》報道，11月20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一名對沖基金經理和一名醫生提出了涉及2.76億美元非法所得的內幕交易指控，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涉及案值最高的一起內幕交易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案件涉及一組投資顧問和他們所管理的對沖基金，在艾倫公司和現已被輝瑞公司收購的惠氏制藥老年癡呆癥藥物研發臨床試驗負面新聞公布之前交易，獲得2.76億美元非法所得或是避免了相應的損失。艾倫公司和惠氏制藥并沒有面對任何指控。
　　美國在審理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案件時，通常做法是采取因果關系推定，即行為人只要實施了內幕交易行為給受害人造成了經濟損失，就推定其違法行為與受害人損害后果間存在因果關系。根據證券交易的特殊性，只要證明內幕交易者未披露內幕信息，法律就應推定因果關系成立。美國稱這種推定的因果關系為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根據美國證券市場的這一原則，對沖基金經理在交易前事先知道內幕，并且在這一交易發生時其他投資者正從事與之相反的交易，這一交易過程給其他投資者造成了損失，那就可以斷定投資者的損失與內幕交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這些投資者完全可以起訴對方，通過民事訴訟獲得賠償。
　　在內幕交易民事賠償中，不必拘泥于“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而更尊重“事實上”的因果關系，這是美國最高案值內幕交易給我們帶來的啟示。筆者以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定內幕交易的過程和結論值得借鑒。采取因果關系推定，由內幕交易實施者舉證倒置的做法，恰是國內證券市場在打擊內幕交易案件中的薄弱環節。
　　回過頭來看李旭利案。2009年4月，李旭利兼任交銀施羅德公司旗下藍籌基金的基金經理，在 “藍籌基金”、“成長基金”建倉工行、建行股票的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指使某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李某某，先于或同期于“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工行、建行股票，并于同年6月間將上述股票全部賣出，通過交易差價獲利近900萬元，此外還分得工行的股票紅利170余萬元。顯然，作為基金經理，李旭利能提前在自己掌管的基金建倉前建倉，顯然知道內幕，其后來的獲利自然與之形成因果關系，何來有罪推定之說？看判處結果，相對國外的民事訴訟讓投資者獲得的賠償款，依然過輕。
　　在追究內幕交易民事責任時，筆者建議采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修改相關法律條文，明確規定由受害人舉證證明知情人員利用了內幕信息并使其遭受損害，而要由被告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原告的損害完全是因為自身的判斷錯誤等原因造成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可以改變過去那種由投資者證明內幕交易者有主觀過錯的做法，畢竟，要投資者自證內幕交易案件和自己的損失存在因果關系，太難取證。由被告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否則推定被告有過錯，應對此承擔責任，更合情合理。不僅如此，在追究內幕交易民事責任時，建議同樣可以采用民事賠償機制，讓在各類內幕交易中受損的投資者真正獲得賠償，切實維護證券市場的三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