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已成為未來十年乃至更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獲得新增長動力的關鍵，與其他國家城鎮化發展路徑不同的是，新型城鎮化更是中國實現深層改革、破解二元結構失衡的突破口。
世界城鎮化歷史表明，城鎮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城鎮化率處于30%-70%之間是城鎮化中期階段，發展速度相對較快。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
從全球范圍看，城鎮化道路大體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個大階段是英國的城鎮化，由工業化推動城鎮化，英國的城鎮化用了200年時間；第二階段是美國和北美的城鎮化，其規模更大，用了100年時間；第三階段是拉美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只用了40-50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這一進程。然而中國所走過的城鎮化之路與這些國家都不盡相同，集中表現在中國城鎮化道路帶有明顯的二元結構特征。
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一直是中國發展戰略互為因果的三大重要支撐，然而這三大戰略的地位并不平衡，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國經濟二元結構形成及發展的歷史軌跡。建國之初，中國選擇了優先發展工業化戰略和趕超戰略，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業向工業和城鎮大規模轉移，農業資源大量流向非農業部門，以實現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和有限資源向工業化的配置和整合。這一現象造成了極不平衡的城鄉與工農發展態勢，其結果就表現為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遠低于現代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城市化速度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發展速度，并由此演變成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
如果用二元對比系數(二元對比系數是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來度量二元經濟結構程度的話，根據我們的計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分界線，經歷了一個由減弱到增強的過程。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先是由1978年的0.164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0.249.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又有所加強。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二元經濟結構強度明顯增強，2006年二元對比系數為0.179。發達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一般在0.52-0.86之間，發展中國家一般在0.31-0.45之間。可見，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強度不僅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
二元結構不僅是中國內部失衡的最大癥結所在，也鎖閉了中國經濟成長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具體表現在產業體系上，實行農村單一發展農業、城市發展工業的城鄉二元產業政策，把農業產業鏈中的產供銷、貿工農也分割開來，呈現出
“產業二元性”；在要素配置上，實行城鄉差別性的二元政策，人為割裂城鄉之間統一的要素市場，體現為“市場二元性”；在國民福利上，由于實行城鄉隔離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導致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公共服務以及勞動就業的非均衡發展，表現為“福利二元性”，極大地制約了市場容量的擴大和增長潛力的釋放。
經濟二元結構發展失衡的低成本模式已經難以持續，中國需要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思路。
新型城鎮化要求“工業反哺農業”，提升經濟產業結構。恩格爾定律決定了從長期看純農業收入大體上是一個常數，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農業收入所占份額會越來越小，集約經營或引進新技術也難以使農業總收入顯著增加。減免稅收和增加補貼，可以在短期內改善農民的收入狀況，減緩收入差距的擴大，但不可能使數以億計的農民富裕起來，也不可能消除二元結構。因此，只有通過新型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用技術與產業擴散加快農村非農產業和農業產業資本形成，用教育和技能培訓來提升農村勞動力，才可能實現勞動力數量增加向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轉換，獲得新的增長動力。
新型城鎮化要求“城市反哺農村”，建立真正的一體化市場體系。新型城鎮化的本質在于打破分割的城鄉二元市場體系，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目前農村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低于城市，因而擁有更多具有較高回報率的投資機會。城鄉之間在信息、資本、人才密度方面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一旦打開閘門，就會形成“瀑布效應”。這樣，城市生產力就能在農村地區創造新的生產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帶動農村地區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和高級化，進而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使城市效應外溢，城市內部的富裕能力逐步向農村反哺。
新型城鎮化也是最大限度擴大內需的根本所在。根據麥肯錫報告預計，隨著城鎮化進一步推進，2012年至2030年間中國家庭消費額會增長到原來的3倍，從戶均3萬元升至9.2萬元，這個變化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如果能夠通過公共服務、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戶籍管理、土地流轉，以及以財稅、金融、價格為主導的農村綜合體制改革，打破困擾中國城市與農村、城市人口與農民工之間的“二元福利”結構，中國強大的內需潛力將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