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私募近來扎堆持有相同的幾家股票，單家私募持股甚至達到某只股票總量的4.98%、但幾家私募合計持股比例早已超過5%的舉牌紅線，卻并沒有發布公告。為此，不少市場人士懷疑其涉嫌操縱行為。的確，如何認定各自獨立的幾家私募是否存在聯手操縱行為，目前還是個難題，這需要完善對合謀操縱的“推定原則”，而這恰是目前監管制度上的漏洞。
　　今年7月，證監會對上海豐潤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達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豐潤控制多個自然人賬戶和信托證券賬戶的買賣決策，在這些證券賬戶持有“京山輕機”等股票達5%比例以上時均未履行披露義務。
　　上海豐潤涉嫌操縱股價，要鑒別其中是否有操縱行為，搜集證據相對容易一些，因為證監會基本確認上海豐潤把持多個賬戶交易都是一個主體決策所為。那么，各個賬戶所控制的持股量、資金量都可累加計算，由此再對照《證券市場操縱行為認定辦法》，不難甄別。《證券法》第77條第一款規定：“單獨或者通過合謀，集中資金優勢、持股優勢或者利用信息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構成連續交易操縱。《認定辦法》明確了“資金優勢”、“持股優勢”和“信息優勢”的標準，其中“持股優勢”的標準是直接、間接、聯合持有的股份數量達到：相關證券總量的5%；或實際流通總量的10%；或大于當期該證券交易量的20%；或顯著大于相關證券一般投資者的持有水平。既然上海豐潤所有掌控的賬戶合計持股超過5%的舉牌線，就具備了構成操縱行為“持股優勢”這個條件（當然，要構成操縱還需滿足其他條件）。
　　然而，幾家私募一起圍獵某只股票，如何認定其操縱行為就比較困難。《證券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是“單獨或者通過合謀”連續交易操縱，如能確認幾家私募是合謀，那么他們合計持股比例超過5% ，也可構成《認定辦法》所規定的“持股優勢”，具備構成操縱的起碼條件；如果不能確認合謀，由于每家私募持股都不超5%，作為各自獨立運作的主體，就不構成《認定辦法》所規定的“持股優勢”，也就難以往下繼續推斷其操縱行為。
　　要證明幾家私募“合謀”操縱，就必須證明各主體之間存在“合謀”的主觀故意，但在現實中，即使幾家私募圍獵某只股票在私底下有過協商，也很可能不會為此簽什么合約而留下把柄。要認定人腦中的主觀故意，可謂難比登天。怎么辦？
　　我國臺灣股市是這樣解決這個難題的，他們通過對二級市場交易行為“一致性”的分析來輔助判斷是否存在“合謀”，如果在實踐中發現行為人之間利用信件、電話、電郵、聚會的聯絡記錄，可輔助認定操縱“合謀”的成立。
　　信件、電話、電郵、聚會或者幾個人一起聚餐，或許并不會留下操縱的直接證據，但即使是“環境證據”，也可用來推定其合謀的主觀故意，然后將舉證責任轉移，讓行為人自行舉證辯駁否認，其所作的證明如果不能構成其從事異常交易的正當理由，則行為人合謀主觀故意的推定成立。
　　現實中，也確實有些私募對一些績優股“英雄所見略同”，而且基于同樣的價值觀也可能聚在一起討論，采用推定方法認定其合謀操縱，是否會擴大打擊面呢？筆者認為，只要制度設計得好，這種情況應該可以避免。比如，幾家私募即使合計持有某上市公司股票總量的5%以上 ，并且在一起聚會過，但如果他們總是逢低買入、越跌越買，沒有出現在上漲時搶買、拉抬或控制股價等動作，雖可推定他們有“合謀”的主觀故意，但合謀卻并不等于操縱，沒有操縱行為就難構成合謀操縱；除非同時出現虛假買賣甚至相互交易等異常交易行為，才可能構成合謀操縱。
　　目前滬深A股市場對內幕交易的認定已出現過推定的先例，然而對市場操縱還沒有過推定的先例，這一步遲早要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