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三位專家對金融監管問題提出了獨特看法，認為本次金融危機不是因缺乏監管引起的，更不是因監管太死引起的，而是在監管政策的制訂、執行過程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直接影響了監管效果引起的。這些看法對中國金融監管改革有什么參考意義，值得關注。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迅速。現在，在美國的市場上能看到的金融產品在中國大部分都能找到。因此，中國的金融監管問題一直是比較熱門的話題。有呼吁放開的，也有強調監管的。從金融市場的歷史經驗看，越是市場發展迅速、新產品層出不窮，監管越應該被重視而不是簡單地放松。
最近，有三位在宏觀金融和監管領域素有見解的專家巴斯（JAMES
BARTH）、卡皮里奧（GERARD CAPRIO JR）和勒凡（ROSS
LEVINE）寫了一本書《金融監管者：讓他們為我們更好地工作》。這是在2012年“后金融危機時代”三位專家根據他們對金融監管者在危機發生前后的表現所做的觀察與研究寫成的新著。其中的一些見解非常獨特。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它是專門就金融監管，尤其是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為話題的研究成果。作者從監管本身的特點到具體監管者在危機中的表現，從美國的監管到其他出現危機國家的監管，以及對監管政策和效果的歷史考察，直至“后危機時代”監管體系的改革等方面的問題，都有非常獨到分析。
其中一個比較值得中國金融監管者思考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或者很多歷史上的金融危機，不是因為缺乏監管引起的，更不是因為監管太死引起的，而是在監管政策的制訂、執行過程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直接影響了監管的效果引起的。這對于我們今天探討改革中的中國金融市場監管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
這里，我們就從涉及監管的幾個基本方面來探討作者提出的一些觀點，以及對中國金融市場監管可能帶來的借鑒與啟示。
模式決定態度，態度決定手段，手段最終影響被監管機構和市場的行為。金融監管有三種基本模式。它們是：完全自由市場化，公共利益導向和私有部門利益導向。
在完全自由市場化的模式下，政府對金融市場“聽之任之”，也就是說，政府不應該對金融機構有所干涉，不需要為他們提供存款保險，或者是限制資本充足率等。這個模式在現實中為不少國家所采納，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財政部長魯賓和總統經濟顧問之一的薩默斯都持這樣的觀點。
于是，當前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伯恩女士在危機前提出，需要對某些金融衍生物進行政府監管和干預的時，這三人提出了強烈的反對，使得加強監管的提案流產，最終正是因為這些衍生物成為眾多大型投資銀行資本結構中的“定時炸彈”，導致美國納稅人為之支付大量的成本。
完全自由市場化需要兩個必要條件：法律和市場的完美保障。其中“完美”的含義就是，花費成本最小。例如，對于法律規定的金融協議的執行有保障，公司許諾給債券投資人的利息和成本支付可以很輕易地完成，沒有訴訟費用，時間費用等成本摻雜其中；而市場“完美化”則更理想，被投資的企業對投資人信息完全公開，企業運行如何，企業有否貓膩，投資人一清二楚。很顯然，這兩個條件就算在發達國家的美國也不完全具備，更不用提制度亟待發展完善的國家了。
公共利益導向的模式以及私有部門利益導向的模式有個共同前提，就是承認市場的不完美，以及由于這種不完美所帶來的經濟外部化問題，都需要有市場以外的力量介入。
公共利益導向的擁護者認為這一力量的最好代表就是政府，因為政府擁有最好的信息來源、最優秀的人才來處理和防范市場的失衡。而私有部門利益導向的擁護者則認為雖然政府可以使用監管來完善市場失靈的地方，但是政府本身也有缺失之處，尤其是作為政府中的個人利益往往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造成大量的政府公共資源的浪費。
其實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剛好有這么兩個金融產品恰恰體現了政府干預和市場自發的對風險的防范，這兩種干預又恰恰都不算成功，那么這揭示了什么呢？
第一，政府參與的對風險防范的就是政府隱形擔保的“兩房”。兩房因為其歷史的淵源和國會給予的住房擁有率等政策性目標，以及國會給予的優惠照顧的資本杠桿率，使得兩房普遍被認為含有政府的擔保。
當然事后，美國政府也的確是將兩房公開國有化了。但是之前政府的這種隱形擔保，雖然起到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作用，也幫助兩房完成了提高住房擁有率的政策性指標，卻也給兩房制造了“道德風險”，并且在房地產市場中將這種道德風險通過房地產貸款證券化的過程傳輸到上游的房地產貸款提供者，使整個體系的風險大幅度增加。
這樣的一個政策，在最初，監管者就忽略了其可能帶來的道德風險；在系統道德風險增加的過程中，比如部分地區房地產貸款的標準大幅度下降，甚至很多貸款機構為了爭奪市場份額，惡性競爭，使很多完全不符合借款條件的買房者也輕易借到了貸款的情況下，監管者理應對放貸機構做出政策上的限制措施，可是他們并沒有；監管者對兩房的資本狀況，尤其是杠桿率過高的狀況，也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監管者對房地產貸款證券過于依賴信用機構評級也沒有做出適時合理的評估和對市場的提醒。
第二，是市場針對房地產抵押證券可能出現的違約風險所創造的金融產品，信用違約掉期（CDS）。這種產品類似保險，一旦相關證券出現信用違約，那么信用違約掉期就可以為持有者提供保險補償。可是和保險不同的是，這樣的產品并不需要被保險物，也就是說，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保險，受保人必須有需要保險的對象存在，比如汽車，房屋等，這種信用掉期，購買人可以不持有所投保的證券。
用羅杰·魯文斯坦在《華爾街末日》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你可以為你的鄰居家購買火災險，這樣一來，如果鄰居家著火了，你也可以獲得賠償”。這樣的產品的存在同樣給房地產貸款放款機構和證券發行機構都提供了道德風險，監管者并沒有對這二者加強監管；監管者還忽略了對出售信用違約掉期的金融機構的監管，最終導致了資本不足，風險集中，過分依賴評級機構等一系列風險爆發。
這兩個例子，既說明了市場想僅僅依靠自己可以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是不可能的，也反映出政府作為監管者在解決問題上也并不那么足以我們公眾給予信賴。由此可見，對于監管模式的選擇，應該是混合的，復雜的過程，并不是只選擇單一的模式就可以取得成效。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我們甚至應該建立這樣的一種思維，那就是：即使是選擇了正確的監管模式，監管過程的本身仍然因為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困境而導致效果的不明顯，甚至監管本身也有可能促成了危機的爆發，這使我們不得不關注監管以及監管者的激勵機制，即是什么可以促使他們更好的實施監管的問題。
激勵機制，對于任何工作的開展都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不局限于金融監管。本書的三位作者從一般公司治理中股東利益經常不能被保障的原因出發，詳細地闡述了激勵機制的不合理是如何導致股東作為公司法律意義上的所有者卻往往最不能得到利益的保障。
他們然后對金融系統中從風險評估模型，到信用評級機構，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證券和交易委員會，美聯儲到兩房所存在的激勵機制出發，探究了為什么眾多參與者對風險可以忽視，甚至不愿意接受的原因。這其中既存在了對前面提到的模式選擇的問題（比如美聯儲的持續低利率政策等），更多是激勵機制出了問題（比如商業銀行遵循投資銀行的激勵機制）。
更有意義的是，他們在談到“后危機時代”美國出臺的一些新的監管機構從根本上并沒有擺脫危機前的其他監管機構在激勵機制上的通病，因此并不認為“后危機時代”的這些新的監管機構會比危機前的監管機構更有效。這恰恰給中國正在探索中的金融監管完善提供了擁有實際意義的現實參照和建議。
以中國的客觀情況來說明，中國目前仍是一個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資本市場模式，以存款為主要的資本融資方式。這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優勢，因為傳統意義上的銀行存款要比發行股票或者債券更便宜，方便也穩定。反觀投資銀行，因為其資金來源不是儲蓄，而主要是交易利潤收入和承銷業務收入，因此資本結構并不穩定，尤其是當交易無法順利開展的時候，投資銀行將有可能資不抵債。
舉個簡單例子，一家投資銀行將其從市場上購買的證券可以重新打包，使其成為比較適應市場需求的金融產品，既可以出售給別的投資者，也可以作為交易的抵押物（比如掉期）。這個時候，如果突然因為市場形勢的變化，同一類型的證券在市場上不再受歡迎甚至是市場凍結了，該投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價值就會大大縮水。根據會計準則按照市場化計算通報價值的情況下，該公司的凈資產很有可能出現大大的虧損甚至是為負引發倒閉。因此，在激勵機制中，投資銀行家們是傾向于承擔高風險所帶來的高收益，可是傳統商業銀行則不然。
商業銀行的融資渠道中大部分是居民和商業儲蓄，相對來說較為穩定，不會面臨大面積的提取造成銀行流動性的問題。理論上，商業銀行的經營應該更為保守，因為不需要為高風險支付高的成本，因此也就不需要高收益的保障。可是一旦將投資銀行的激勵機制引入商業銀行，尤其是按照中間費用甚至是某些交易費用或者交易量來給予報酬，那么勢必造成商業銀行內部開始追逐高收益下的高風險的危險趨勢。
這對于商業銀行內部的員工來說未必是壞事，因為他們的收入可以相應提高，可是對于為他們提供資金的廣大商業和居民儲蓄者來說，就存在一定的危險性。在美國有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為一定數額的儲蓄提供保險，可是在中國并沒有這樣的保險制度。
即使建立了類似的保險制度和保險機構，從一方面說，監管者確保了儲蓄的一定安全性，也降低了商業銀行出現擠兌的可能性，對于降低系統風險有很重要的意義；可另一方面，保險制度也提高了商業銀行本身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增加了其道德風險。因此，在建立這個儲蓄保險機構的同時，這個機構同時必須承擔監管者的義務監督商業銀行。
然而，問題到這里還沒有結束，有了這樣的監管機構和制度，并不代表這樣的機構和制度一定站在我們廣大納稅人的同一側。很多在監管機構中的具體監管人員和金融機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是存在利益關系。這一點在這本書中被數次提及并強調甚至在作者提出的理想監管方案中也很大程度上依據了對這種利益關系的特別關注。
前面提到的三種監管模式中的私有部門利益導向這種觀點就認為，政府很多時候并不為公共的最大利益服務。很多在監管部門中工作的人員因為專業和技能相近的關系，和被監管機構的管理者經常會打交道；這些人往往離開監管機構之后馬上加入了金融機構，也有很多在監管機構中的人員之前就在金融機構工作過，這在美國和中國都屢見不鮮，這樣的一個現狀在書中被形象的用“旋轉門”來形容。
于是這里存在了這么一個悖論：如果一個監管者不了解金融機構本身，那他又怎么可以有效地監管呢；可是他如果了解金融機構，那么他往往在這樣的金融機構里工作過或者熟悉其中的人和事，那他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利益關聯。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存在儲蓄保險公司扮演監管者的角色，卻依然無法在危機爆發之前對出現問題的商業銀行采取及時措施的原因之一了。
原因顯然不能簡單歸結為銀行的問題沒有暴露，如果一個監管者發現該商業銀行表外的業務越來越多，銀行融資渠道中的儲蓄大幅度下降，而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短期商業票據，銀行發行的債券，這個監管者一旦提出質疑和采取限制性措施，將有可能同時面臨來自被監管銀行的高層和來自監管機構內部高層的挑戰甚至是威脅，試問，該監管者又如何挑戰這樣的權威呢？
激勵機制對監管在更宏觀的層面所造成的影響有可能更為巨大。歐元區的現狀就是在于當初在創建歐元區的時候，一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在現實中并沒有完全實現，那就是：沒有政治因素的干擾。
歐元區統一了貨幣，也意味著各參與國失去了獨立貨幣政策的權力，可是以控制通貨膨脹為核心的貨幣和以政府預算和稅收為核心的財政政策的對一國經濟的相輔相成卻要求要么財政政策得到相應的統一，要么貨幣政策仍然得以保留在各國政府手里。這樣一來，在出現貨幣或者財政危機的時候，該國政府至少可以從另一方面對危機進行協調。
可是歐元區的目前政策卻使該國政府只保留了“一條手臂”，在危機中除了財政政策并無其他方法，這難免受到政治的因素干擾受到抵制。激勵機制的矛盾很快就體現在了該國對歐元區體系的利益和政府在本國人民前的利益并不一致，最后導致了該國政府面臨要么執行緊縮財政政策而得罪本國人民導致下臺，或者因為無法保證歐元區為了鞏固貨幣提出的苛刻條件最后退出歐元區造成本國經濟崩潰同樣也可能下臺這樣的進退維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