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A股市場持續低迷，監管部門負責人日前接受采訪時也指出，“在經濟好的情況下，股市大起大落不正常”。由此可以引出我們的思考，對于已是老生常談的股市改革，能否探索出真正的合理路徑？
　　如果說在股市監管混亂的年代，股價大幅波動反映了諸多非正常交易現象，那么在如今市場監管日益嚴格、坐莊空間逐漸縮小的時候，這種“不正常”的背后，已經不僅是股市自身的因素，更要考慮市場之外的緣由。實際上，股市低迷與其歸因于宏觀面，不如更關注微觀面，即反映出作為其運行基礎的企業出了很多問題。
　　一方面，在長期經濟增長率逐漸下滑的大背景下，企業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下降。在原有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的轉型中，企業發展普遍面臨挑戰，現代化、規范化、國際化的企業并不多。同時，政府資產負債表膨脹，也對企業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另一方面，雖然進入股市的企業是“優中選優”，但仍然常看到有造假和偽飾的“壞分子”躋身其間。如眾所周知的綠大地公司事件，不痛不癢的處罰使得欺詐上市成本幾乎為零，而且損害了上市公司的整體聲譽。那么若是造假上市過多，顯然已經不只是追究監管者的責任，而且要考慮在公司上市過程中，監督、誠信機制是不是出了問題。
　　股市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么？對于股市要服務于央企重組、服務于促進民間投資、服務于中小企業之類的說法，人們已經耳熟能詳。我們認為，股市主體分為資金需求者、資金供給者與股票持有者。股市的定位，一是為需求者提供平等的籌資服務，二是保障潛在資金供給者不會受到欺詐，三是保障股票持有者利益不受非法市場活動的損害。長期以來，我國股市更加注重服務于資金需求者，而對后兩者的重視不足。
　　換句話說，一方面，過分強調股市要服務于特定實體經濟領域，可能會偏離其應有的功能定位，因為這些事情是健全的市場理應自發完成的。另一方面，為了改變股市現有弊端，需要從偏重于服務企業為主，轉變為更強調服務于潛在投資者和小股東利益。這里既要徹底改變以前的“圈錢”思維，又要注意股市“投資者”并非簡單的概念，其中潛在購買者與小股東的市場利益可能是沖突的。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對此，除了推動居民經常性收入提升之外，顯然還需要依靠資本性、投資性收入增加。由此，近年來很多人所強調的股市對于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作用，顯然會更加受關注。但是要明白其中的誤區，因為在多數市場經濟國家，解決居民財產性收入主要靠固定收益產品投資，而非風險較高的股票投資。除了有大量直接面向居民的債權類產品之外，即使要介入股市，多數居民也是通過購買機構的債券類產品來間接降低風險。同時，隨著我國走向老齡化社會，以及穩定的中產階級人群不斷擴大，普遍的金融投資偏好也會有所轉變，從高風險收益的產品，轉向風險可控的固定收益產品。事實上，對于資金提供者來說，股市本質上就是機構與高風險承受者的游戲，與多數老百姓的收入改善無關。
　　更應看到，加強股市監管不等于行政干預。一方面，近年來隨著政府財權、事權的擴張，計劃體制的復歸跡象已經引起各界重視。十八大報告也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在股市的監管中同樣需要處理好二者關系，強調合法監管，而不是過度管制，更非直接的行政指導，徹底改變“父愛主義”傾向，否則仍會重蹈“好心辦壞事”的計劃思維覆轍。另一方面，在包括發行上市在內的諸多環節，監管部門之所以堅持行政化原則，或許也是想避免在股市之外的行政干預。但實際上，這種用“好行政干預”代替“壞行政干預”的思路，會使得市場化機制難以真正成長起來。當然，這個難題不僅是股市的問題，也是整個體制改革的困境。解決的起點，就是從信息透明開始，使公眾可以充分獲知整個市場運行的細節，所有政府、機構、企業的行為，都盡可能展露在陽光之下，使得市場化導向下的股市運行成為常態。
　　總之，在現有體制環境下，股市監管部門可能做不到完全從源頭把關，也不應該去過分關注股價漲跌。證監會今年提出的三項工作，即維護好交易秩序、服務實體經濟薄弱環節、推進科技進步。筆者認為，實際上也就是第一項是其應該做的。對此，可以著手的切入點不在于嚴格行政干預，而在于從發行到交易環節，全面促進股市各種信息的公開透明，使整個市場處于公眾監督之下，且推動立法與司法層面的約束和懲罰機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