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表示截至今年10月底，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4.59億，城鄉老年居民領取養老金為1.25億，同時已把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納入議程，并探尋把物價水平、各級財政承擔能力等作為基礎養老金發放標準的可行性。
　　當前，國務院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為每人每月55元，基本覆蓋城鄉所有老年人口；但由于通脹因素，其有效保障水平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可見，一旦基礎養老金的發放標準與物價水平等因素掛鉤，將不僅增加基礎養老金體系的經濟因素的適應能力，穩定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而且可緩解居民預防性和被動性儲蓄壓力，聚斂內需型經濟增長動力，助推經濟社會穩步轉型。
　　坦白說，加大社會保障等民生投入，已具有了可資發力的施展平臺，也已經在全社會形成共識。人們追求更可靠的社會保障等將是新一屆領導集體的奮斗目標。這反映今后關注民生的財政預算投入會更受重視。如當前職工養老保險、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保險制度體系的構建，已使國內養老保險呈現出多層次、廣覆蓋的特征，這為提高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提供了基礎框架和平臺。
　　當然，要有效實現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水平的奮斗目標，無疑亟須致力于構建公私邊界清晰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政府公共服務性基礎養老金與個人繳費性養老體系的分離，使國內養老體系既彰顯普惠和公平性，又兼具激勵相容之效率性，避免普惠制與個人繳費確認制混雜等而出現的逆向選擇效應。
　　政府提供的基礎養老金應該主要滿足居民最基本生存需求，以體現公平性，而個人繳費類養老保險的市場化、商業化運作，則體現激勵相容的效率性。這樣的好處是使兩個體系既相互獨立、互補替代又能相互補充，進而很好地把公平與效率有機結合。畢竟，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社保歷史欠庫等，一旦基礎養老金水平隨物價水平而變動，會增加各地養老金支付壓力。
　　與此同時，今后需加快推進財政預算支出的社會保障化，使財政政策由“增長刺激型”轉向“公平激勵型”。當前，人口老齡化已使上海等地出現社保支出性貧困。而一些地方財政的負債狀況也令人關注。
　　因此，接下來需盡快調整財政支出方向，減少建設型財政規模，把更多財政資源投入到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保障領域，并在支出方向上實行補需方和人頭而非補供方和磚頭。如把更多財政資源用于社保領域，為居民提供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水平，不僅可避免保障民生的投入變成民生型建設項目，出現有民生投入而缺乏民生服務保障的情況，而且，可使財政支出轉向補需方和人頭，引導社會資本布局服務民生的投資項目，從而助推經濟的內生增長速度。
　　總之，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水平，旨在通過間接服務手段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其不僅緩解居民老無所依問題和適齡勞動力的后顧之憂，令居民通過安心工作和學習追求美好生活的氣氛，而且將護衛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推進經濟社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