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貨幣信貸的高速增長、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的逐步堆積，以及通貨膨脹壓力的不斷加大，近些年來，有關中國經濟“高貨幣化”以及“貨幣超發”的討論與爭議就從未停息過，而有關中國貨幣供給內生性的謎題也備受中外學界關注。
到底如何科學理性地看待和測度中國的高貨幣化現象呢？
本質而言，貨幣供應量是貨幣當局及其金融機構對公眾的負債，因此，貨幣供應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貨幣需求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活動對貨幣和相關交易工具的依賴越來越重，導致金融資產規模在經濟總資產中的比重上升。常用的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標就是M2/GDP，即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這一指標比例反映了一個經濟的金融深度。通常，該比值越大，說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越高。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公布的數據，今年M2/GDP的比值，美國為0.83，日本為2.40，英國為1.36，盧森堡為4.86，巴西為0.39，俄羅斯為0.45。從統計數據看，各國M2/GDP走勢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比如，美國貨幣化走勢是曲折向下，日本則為直線向上，巴西、俄羅斯這些新興經濟體雖然總體趨勢向上，但不如中國貨幣化率走勢陡峭。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11年的1.80，中國的貨幣化率在33年間擴大了近6倍。渣打銀行最新研究報告也表明，目前，在全球廣義貨幣(M2)的存量和增量上，中國均居世界首位。據測算，去年中國新增M2規模在全球占比高達52%。如此的增長規模和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確是少有的。
解釋M2/GDP比值水平的國別差異和一國M2/GDP比值的變動，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原本各國廣義貨幣的統計口徑就不同，這決定了不能簡單作橫向比較。發達國家的金融深化程度較高，金融創新很活躍，一些具有貨幣職能的金融工具并未被統計到貨幣供應量中去，而一些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非金融部門除了從銀行系統獲取融資外，還從其他市場獲得大量融資。比如看數據似乎美國M2/GDP的比重較低，但如果納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等的廣義貨幣M3，比值立馬就會上升；歐元區的廣義貨幣M3包括回購協議、貨幣市場共同基金、2年期債券等。
當然，就現有統計結果看，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貨幣化率的確存在顯著差異，但問題在于，這種差異是量的差異還是質的差異？中國貨幣化過程存在著與其他國家迥異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基礎，其核心是政府主導要素貨幣化分配，國際資本循環下的“被動創造”以及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中國市場經濟進程有其特殊背景，在漸進改革的市場化進程中，政府通過政策推動甚至主動參與，將自然資源、勞動力、資金、技術、管理等資源和要素不斷推向市場，使得各類資源持續貨幣化。由于中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由此帶來大量的基礎貨幣投放，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從而拉動較強的貨幣供給。
不過，經濟貨幣化進程，絕非貨幣化率畸高的全部答案。全球層面的資本流動本質是貨幣競爭，這是研究中國“高貨幣之謎”的另一個關鍵視角。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貨幣體系，形成了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化體系分工，消費國輸出貨幣，位于食物鏈頂端；生產國輸出商品，吸收儲備貨幣，并再投資于消費國金融市場，完成一個國際資本循環。“入世”以來，中國出口高增長以及累計的外匯儲備已極大地改變了貨幣的創造機制和供給結構。在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基本上通過國內信貸來投放基礎貨幣，外匯占款僅占小部分，約為26.4%。然而，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以及央行實施的“沖銷干預”政策，我國外匯占款大幅飆升，從2002年末到2011年，外匯占款由2.21萬億元增加到25.52萬億元，增長11.5倍。外匯占款增量占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增量比例，2005年突破100%，達到110%。2009年更是達到134%，所以說，中國貨幣創造屬于“被動式創造”。
再者，從中國社會融資模式看，過度依賴銀行體系，間接融資市場效率低、金融投資渠道匱乏使得存款儲蓄居高不下，從而導致廣義貨幣的沉淀和貨幣的體外循環。此外，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國有部門的預算軟約束導致金融資源效率下降，維持經濟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信貸和貨幣投放，即形成了“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對貨幣需求→貨幣供給增加”，這自然表現為不斷攀升的M2/GDP比率。
可見，世人質疑的所謂“超額貨幣供給”，并非宏觀經濟矛盾的源頭，而恰恰是中國結構性失衡的結果。就貨幣論貨幣，永遠走不出貨幣的迷局，唯有“跳出貨幣看貨幣”，淡化政府主導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模式，改變對投資的過度依賴，全力促進金融領域全方位變革，才能最終破解中國經濟的“高貨幣化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