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底以來，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大幅度的震蕩。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與匯率形成機制有很大關系。事實證明，盯住價值顯著疲軟的“貨幣錨”可能隱藏著非常大的風險。
　　人民幣近一個月以來的持續走高與全球流動性寬松的大背景相關。面對債務持續飆升的局面，發達國家央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相繼展開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尤其是美聯儲開放式QE3，可能導致2013年底美聯儲資產負債表飆升至4萬億美元。受外部流動性的影響，今年10月份以來，人民幣即期匯價連續走高，中間價連續數日大幅攀升。近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更是連續觸及日浮動區間上限，這不僅是人民幣擴大浮動匯率期間至1%以后的連續“漲停”，也是1994年人民幣匯改以來的最高紀錄。
　　盡管中國貿易順差上月再度擴大，同時人民幣匯價持續走高，但中國央行沒有采取強力措施從商業銀行回購美元以平抑人民幣升值壓力，這是近年來罕見的，這說明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要動因仍然來自于外部資金短期的套利套匯驅動。
　　進一步分析，人民幣波動與美元價值波動緊密相關。自去年10月以來，作為全球“貨幣錨”的美元“雙向波動”幅度加大（美元指數最低至76.48，最高至84.02），大部分時間段處于強勢區間。受此影響，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兌美元走勢偏弱甚至出現階段性貶值，而今年三季度以來，美國年底“財政懸崖”臨近，以及QE3使美元全線承壓，美元指數回落至年初水平，人民幣也由此重拾升勢。
　　再者，香港、倫敦、新加坡已經或者準備建立起人民幣離岸市場，但對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而言，由于無法滿足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的廣度和深度，自然無法把人民幣計價金融資產納入真實匯率當中，也就無法通過匯率直接反映的金融資產收益吸引國際投資者更偏好使用人民幣，并賦予超越人民幣匯率單邊升值的更大投資功能。
　　今年以來，不止是人民幣匯率上演了“過山車”走勢，其他新興市場貨幣都經歷過“從冬到夏”演變。當前全球匯率的亂局只不過是美元霸權的另一種體現。事實上，20世紀下半葉以來被稱為“美元世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今全球市場體系的許多規則和制度的制定都與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密切相關，從而形成了所謂的“中心—外圍”結構。美元是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而其他出口型和資源型國家都是外圍國家，這些國家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嚴重被削弱。不平衡的貨幣政策，不僅使大多數國家的國際購買力與國內購買力背離，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窘境，也加劇了全球貿易的不平衡，利益更多地由核心國享受，而風險更多地由外圍國家承擔。因此，如何漸進地與美元“脫鉤”，推進“去美元化”進程，增強各國貨幣獨立性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人民幣自身也面臨相似壓力。目前，在對多種別國貨幣交易中，人民幣對其他幣種的交易方式以美元交易做市商和美元為中介進行，其匯率中間價形成方式也均采用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以及美元對該幣種匯率套算形成。這使得人民幣估值和發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國的貨幣政策，難以判斷人民幣本身的價值所在，不易形成真實的匯率價格，也無法對持有人民幣建立一個穩定的預期，更難以獲得人民幣的自主定價權。
　　擺脫人民幣被美元牽制的局面，首要的是要擺脫盯住美元或者盯住現有國際貨幣的模式，提升人民幣計價金融資產在人民幣真實匯率中的地位。這就需要央行能夠更加靈活地在債券市場上“吞吐貨幣”，更多地發揮在岸金融市場特別是在岸債券市場的作用。國際經驗表明，極富深度、廣度的在岸債券市場“池”，是一國經濟潛力的重要體現，也是現有國際貨幣依賴的匯率“錨”。目前主要國際貨幣如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其國內無不具有與GDP規模相匹配的債券市場，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國內債券存量與GDP之比指標，美國為174.46%、歐元區德法意西四國平均水平為114.65%、日本為248.03%、英國為74.95%，而我國僅為45.28%。
　　因此，進一步推動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提升人民幣投資和計價功能，需要中國金融和債券市場規模增大，更需要金融深化同步進行。風險孕育著機遇，加快推動中國金融深層次改革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