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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政府采購規模達1.13萬億元人民幣，占國家財政支出11%；加上教育、衛生、保障性住房以及鐵路、交通、能源等，則超過5萬億元，成為全球最大公共采購市場。但采購存在規范化不夠、信息不透明、效率不夠高等問題。
政府從市場上購買公共產品或服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從國際上看，政府采購制度也是各國政府進行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歷史較短，但采購規模的增長卻十分迅速，10年間增長10倍，由2002年的1009億元增加到2011年1.13萬億元。
政府采購規模的大幅增長，一方面說明政府職能轉型較快，政府辦企業、辦事業的局面有很大改觀，市場可以配置的資源已經與政府脫鉤，政府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管理和服務者的角色上來，僅就這點而言，采購規模增長值得肯定。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采購規模急速膨脹的同時，卻沒有建立健全的采購制度，采購管理滯后于采購規模擴張的速度，因為采購規范化不夠、信息不透明、效率不夠高等原因，衍生出不少不合理的采購行為，提高了政府采購成本。
不合理的采購行為，主要有兩類，一是采購標準失范，缺乏精打細算的精神，買什么不買什么，不依據質優價廉，要么“只買貴的，不買對的”，要么熱衷于進口產品，這從近年來曝光的各種“天價采購”可看出。此外，不合理的采購還表現為采購腐敗，采購方政府串通投標企業，內定采購對象，從中獲取回扣，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幾家企業長期壟斷政府采購的局面。從結果上看，不管哪種方式，浪費成本和腐敗成本都折兌成采購資金，最終只能由公共財政消化。
規范政府采購，首先得完善政府采購管理制度。關于采購制度，現在很多地方都有積極嘗試，包括設置采購專員，推行集中采購制度等，但效果不甚理想，因為這些手段未觸碰到采購制度的核心。在一些政府采購中，地方財政部門既是采購需求人，也是審批人，還是監督人，角色交叉混亂，政府采管一體，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既是采購方，也是采購信息的獨家發布者，即使政府公開了采購細節，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公眾還是很難判定采購有無不妥，這即是信息公開的“玻璃墻”。我們所強調的采購公開公示，前提是引入獨立的、專業化的監督主體，由它對政府采購進行監督，政府采購需求方、執行方、監督方相互分離，在有監督的基礎上實現公開透明。
不過，政府采購行為本質上還是財政行為，財政支出得不到約束，單憑一套采購制度很難約束采購行為。現在地方的財政支出常常以往年的財政預決算為標準，此外，目前的財政公開也還沒到巨細無遺的地步，公開程度往往止于大的支出類、項，這造成兩個結果，一是政府采購支出往往被掩蓋在大的預算門類下，不夠公開和透明，二是政府年底突擊花錢、突擊采購現象嚴重，抬高了采購成本。
政府采購本身意味著職能轉型，意味著政府參與市場交易，實現政企分離、政事分離，但轉型的目的還在于，通過政府采購行為，將參與市場交易的政府打造成與其他市場主體一樣的理性經濟人，懂得比對價格和質量，權衡支出和收益，進而完成公共財政的節約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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