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增長正處在由高速向中速轉換的歷史拐點。7%～8%的中速增長趨勢已經形成。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長成為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首要目標。只要消費需求能夠有效釋放出來，就有可能支撐未來10年7%～8%的中速增長。
盡管近兩年內外部經濟形勢異常復雜，但有三個特點還是日益清晰地顯露出來：一是外部需求已發生質的變化，試圖依靠外需來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已不復存在；二是內部供求關系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在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后，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在迅速上升；三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正在暗流涌動，其沖擊力如何尚難估計。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非同小可，需集思廣益、謀定而行。在內需的構成中，消費是很重要一部分，對未來中國經濟有什么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在內外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特定背景下，未來10年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何在？轉型與改革的動力何在？我的觀點是：釋放國內巨大的需求潛力，既是轉型發展的重大挑戰，又是轉型發展的重大機遇。以人口城鎮化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尤其是消費需求潛力，是未來5～10年我國轉型發展的最大優勢和主要動力。把握城鎮化發展的歷史機遇，需要把擴大消費作為穩增長的戰略重點，加快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當前的經濟走勢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正處在由高速向中速轉換的歷史拐點。2011年以來的經濟放緩，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更有中長期增長條件變化的因素；既是短期經濟波動的表現，更是中長期經濟增長趨勢的反映。由此，需要從長計議，牢牢把握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和拉動消費的戰略重點。
1.7%～8%的中速增長趨勢已經形成。
首先，中速增長條件發生趨勢性變化。支撐以往兩位數高增長的低成本優勢逐步消失。例如，勞動力成本明顯提高，土地成本快速上升，資源環境的成本與約束明顯加大。
其次，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對經濟增速有一定的影響。經濟起飛階段總量小，經濟增速相對偏高；隨著經濟總量的加大，經濟增速難以保持高增長。從國際經驗看，二戰后成功追趕型國家在實現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潛在經濟增長率大都會下一個臺階。從我國的情況看，潛在經濟增長率已開始由10%左右下降到7%～8%左右。
第三，歐美市場萎縮不是一個短期的趨勢。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進入全面調整期，發達國家負債消費、新興經濟體出口拉動、資源輸出國出口資源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大，需要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尋求新的平衡點。歐美市場萎縮不是一、兩年的事情，有可能是5～10年的中長期趨勢。在這些特定背景下，投資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擴大內需成為穩增長的立足點和戰略重點。
2.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長成為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首要目標。
從總量上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長，能使我國的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的水平。假設未來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8%，人民幣匯率年升值3%，美國GDP年均增長3%，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可望達到美國的97.9%。從人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保持10年7%～8%左右的增長，2019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11900美元，開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以擴大國內需求拉動經濟7%～8%的增長，既是世界經濟再平衡對中國的需求，更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再平衡的貢獻。
3.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面臨著新的挑戰。
首先，解決好短期與中長期的矛盾，在“穩當前”和“謀長遠”之間尋求平衡，防止在保短期增長的同時給中長期增長積累更大隱患。這就需要加快發展實體經濟，加快形成內生增長動力，加快創新體系建設。
其次，解決好周期性與結構性的矛盾。2011年以來的經濟放緩雖有周期性波動的因素，但根源在于經濟發展方式長期滯后而積累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從中長期看，保持經濟的中速增長，已經難以通過短期的政策刺激來實現，它需要加大結構性轉型與改革的力度。
第三，解決好投資與消費的矛盾。從近些年的實踐看，經濟生活的突出矛盾是投資-消費失衡。例如：產業結構扭曲。我國的服務業比重在40%～43%中徘徊了10多年。要提高服務業比重，不改變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很困難；產能過剩的壓力加大。
長期過大、過高的投資率，使產能過剩的壓力更為凸顯。比如，2011年我國鋼鐵的實際需求不超過6億噸，但鋼鐵的實際產能達到8.5億噸左右；投資邊際產出持續下降。比如固定資產投資，每1元的投資產出效應，1997年為3.17元，到2010年下降到1.44元。
我國巨大的消費潛力蘊含著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與其他國家不同，未來10年我國仍處于上升的通道，關鍵在于擁有巨大的消費潛力這個突出優勢。初步的分析說明，只要消費需求能夠有效釋放出來，就有可能支撐未來10年7%～8%的中速增長。
1.我國開始進入消費釋放的歷史新階段。
國際經驗表明，消費對GDP拉動的主導地位往往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5000美元之間得到確立并逐步加強。2011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從我國的情況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費品的升級；由私人產品到公共產品的需求升級。
消費結構升級的主要原因在于，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從以人的溫飽為目標的生存型階段全面進入以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盡管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沒有變，但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的內涵發生了變化，由主要追求溫飽向教育、醫療等轉變。
在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下，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同公共服務尚不到位、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社會生活的突出矛盾。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作為政府的主要職責。
2.未來10年我國潛在的消費規模巨大。
首先，我國消費率的提升空間巨大。我國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相比（金磚國家），消費率相差15～20個百分點左右。如2011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33.8%，2010年印度為63.2%。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消費率相差的更大一些，有近30個百分點。這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消費率水平的差距，更要看到未來5～10年消費率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其次，我國潛在的消費規模巨大。摩根斯坦利的估計是（2010年)，未來10年中國經濟將迎來消費的黃金時期，2020年中國消費總量將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占世界消費總量的12%。麥肯錫的估計是(2012)，2008年中國內需市場規模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但到了2020年，預計將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占全球消費總額的25%。
我國中金公司的估計是(2012)，2020年我國居民總消費將達7.0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4.14萬億元）。前不久，國家商務部有關方面作出預測，國內消費市場的規模將在2015年達到32萬億元，比2010年的16萬億元提高1倍。我們的初步分析是：2020年潛在居民消費需求有可能達到45～50萬億元左右。這個初步分析的數字表明，10年左右我國有望從投資生產大國轉型為消費大國。
3.消費需求釋放能夠支撐未來10年7%至8%的經濟增長。
有效需求規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增長的潛力與增長的前景。我國潛在的巨大消費需求能否支撐中長期增長，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不少質疑。理論上，把消費納入增長模型分析的文獻不多見；實踐上，對消費拉動增長的效應仍持懷疑態度。有學者指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兩次擴大內需，都是為了應對外部危機對經濟增長的沖擊。這說明我國擴大消費的政策都是針對短期問題的，尚未形成中長期擴大消費的政策體系。
如果未來10年，人口城鎮化蘊含的45～50萬億的消費潛力能比較充分的釋放的話，能夠支撐7%至f8%的經濟增長。就是說，分析我國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趨勢，需要建立在對消費需求增長規模的客觀判斷和相關政策上。
4.把拉動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
首先，要消除“過度消費”的疑慮。有人擔心，歐美就是因為過度消費出的問題，中國走消費主導會不會導致過度消費。客觀講，我國仍處在消費較低的水平，尤其是廣大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明顯偏低。例如，2009年我國的人均消費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僅為美國的4%和日本的5.5%。此外，尚未形成以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的消費群體。從總體情況看，我國目前不存在“過度消費”的情況。
其次，要制定國家促進消費戰略規劃，明確未來10年擴大消費的預期目標。總的建議是：2016年初步實現消費主導，最終消費率從47.4%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費率從33.8%提高到40%左右，消費初步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202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最終消費率提高到60%左右，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左右，消費基本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第三，著眼于釋放消費需求推進相關的政策調整。這就需要把改善消費環境、提高消費率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任務；需要創新消費政策，引導培育消費，拓寬消費領域，并且把提高消費率作為衡量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指標。
著眼于未來10年我國的中速增長目標，加快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是短期政策的著力點，又是中長期發展的重點；既是發展面臨著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臨著的重大挑戰。
1.推進新型城鎮化是一個大戰略。
釋放消費，需要一個堅實的平臺作為依托。從我國現實情況看，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需求潛力，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平臺支撐。第一，城鎮化拉動投資需求。初步估計：每增加一個市民，需新增綜合投資至少10萬元；城鎮化率每提高1～1.5個百分點，需新增1500～2000萬人，年綜合投資大概在1.5～2萬億元左右。第二，城鎮化拉動消費需求。我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比約為3.3:1，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合理轉入城鎮就業和生活，其收入與消費必然會明顯增加。
我國以城鎮化為主要依托的需求潛力釋放，是未來10年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優勢。如果說未來10年仍有戰略機遇期，主要在于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內需釋放，有可能使我國掌握發展的主動權，繼續創造一個大有可為的“黃金10年”。為此，破題新型城鎮化，充分釋放城鎮化的需求潛力，是擴大內需的戰略性選擇。
未來10年，我國城鎮化仍處在快速發展階段。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率在30%至70%的時期，是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3%，正處于加速發展區間，未來10年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具體來看，中西部城鎮化率與東部相比，仍有明顯差距。未來10年中、西部城鎮化率仍有15～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有可能成為我國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重要亮點。總的估計是，未來10年我國城鎮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或1.2個百分點，2020年將達到60%以上。
推進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人口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本質特點。這是因為，城鎮化意味著農民變市民，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和集聚；城鎮化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創造了條件，它是中等收入群體形成和發展的主要載體。從實際情況看，我國人口城鎮化率的水平是比較低的。2011年城鎮化率為51.3%，其中包括了1.6億的農民工，若按戶籍計算只有35%左右。這個比重，明顯低于世界銀行統計的中等收入國家平均48.5%的水平。這也表明：一方面我國人口城鎮化的轉型大有空間，大有可為；一方面我國人口城鎮化的差距尚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關鍵是新型城鎮化的體制機制創新。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重在改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真正解開這個“二元方程”。這涉及多方面的體制問題，需要統籌解決。例如：能不能在未來的5年左右初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并由此為流動人口管理尋求新路。此外，還包括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調整、行政區域調整、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農村社區體制建設等多個方面的制度創新。只有這些方面的改革破題了，才能為人口城鎮化的轉型發展提供動力和條件。
2.以擴大消費促進投資轉型。
關鍵是以消費拉動投資，并形成投資轉型的動力。消費既是增長的目的，也是增長的動力。消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不僅在于消費能夠直接拉動增長，而且消費可以帶動投資增長，引導投資結構優化調整。
盡快改變投資結構。我國尚處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保持一定的投資率是符合基本國情的。問題在于，現行的投資率長期偏高，投資規模增長長期過快，是不可持續的。當前，適應全社會消費需求規模增長與結構升級的大趨勢，需要盡快改變投資結構。首先，要加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應當說，這方面的投資增長潛力很大。其次，要加大消費供給能力的投資。以文化產業為例，未來5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11年的3%上升為5%左右，估計需要4萬億元的投資。第三，要加大城鎮化建設的投資。
優化投資資金來源。投資的可持續取決于社會資本是否成為投資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社會資本的投資占大頭，例如70%以上，經濟才有活力，投資才可持續。當前的突出問題在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長過快，民營資本的投資意愿不足、投資信心不足。
中央政府一再強調加大社會資本投資，拓寬民營資本的投資空間，就在于穩增長首要的條件是社會資本有穩定的投資信心。盡管前不久國家相關部委出臺了四十余項民間投資實施細則，應當說有一定的力度。問題在于，由于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后，社會資本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性行業尚未有實質性破題。從具體情況來看，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既有“政策玻璃門”的阻礙，更有“利益玻璃門”的阻力。壟斷行業的改革不盡快破題，民營資本的進入是很困難的。
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當前，公共產品短缺取代私人產品短缺成為社會經濟社會生活的突出矛盾，在這個特定背景下，國有資本到底應當主要扮演什么角色？應當說，國有經濟在做大總量上功不可沒，今天在加快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中，國有資本要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就在于要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是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
為此，需要以強化國有資本的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戰略性配置：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支持國有資本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使城鄉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國有資本的收支分紅比例能夠在未來5年左右提高到25%左右，將會有數萬億資金，這能大大彌補養老金的缺口。
3.盡快破題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是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大事情。這些年，收入分配差距總體上仍處于一個擴大的趨勢。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步拉大，既容易導致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的增大，又直接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投資-消費失衡的矛盾進一步突出。改革走到今天，如何通過收入分配改革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矛盾、利益失衡問題，是老百姓普遍關注的大問題。
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力度。例如，盡快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和居民收入的比重。
其次，擴大中等收入群體。2008年我國中等收入者比重約為23%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水平，爭取每年提高1～2個百分點，到2020年將有可能達到40%以上。如果這個目標能實現，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就有了主要的基礎和條件。
第三，加快建立收入分配基礎制度。居民收入登記制度與完善的納稅申報制度、官員財產公開、財政預決算公開等，都是收入分配基礎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來看，盡快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已成為收入分配基礎制度建設的關鍵。
重在實現二次轉型與改革的突破。未來5～10年，以城鎮化為支撐，加快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走向公平可持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戰略目標。把握發展與轉型的重要歷史機遇，需要我們在轉型改革上取得共識，更需要轉型改革有實質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