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月25日起，人民幣突然步入“急升”通道。至29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創半年來新高。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連續3個交易日逼近1%的交易區間上限。由于人民幣升值會增加出口難度，刺激眼下處于“潛伏期”的通脹風險，因而進入本周后，業界、市場和經濟外向度較高的地區，均對此輪人民幣“急升”表達了不解、憂慮和警覺。
　　其實，新興國家尤其亞太諸國，均不同程度出現了本幣對美元的意外升值。譬如韓元對美元創出13個月新高，迫使韓國央行出手干預匯率。再譬如香港金管局在短短5天中，連續四次購美元拋港幣，以維護港幣匯率。截至昨日，在中國周邊及環太地區，泰國、越南、印尼、澳大利亞、巴西等國的央行，均已急匆匆走上前臺，直接開打“匯率保衛戰”。
　　美聯署推出QE3（量化寬松3.0版），無疑是此輪區域性“匯率保衛戰”的直接導火索。但對于中國而言，還有更多因素刺激了國際套利資本，短期看好人民幣已圖“撈一把就開溜”。這些因素至少包括：
　　一是十八大將如期召開，國際游資猶如吃上一顆定心丸，心里對中國發展前景看好。二是截至9月底，中國經濟底部已基本形成，尤其是國際主要金融機構、主要經合組織和國外主流財經傳媒，進入本月后開始集體反思此輪看淡中國經濟前景過于悲觀，紛紛調轉了評價方向。三是中國新一輪緊扣民生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啟動，未來穩增長基礎初步得到夯實。四是糧食“九連增”已無懸念，近期通脹很難在國內回潮，意味著中國政府對國際游資的短期投機不會“反應過度”。五是自2005年匯改啟動一路單邊升值的人民幣，在2011年10月開始出現“有升有降”的雙邊波動后，外受QE3刺激，內經中國經濟筑底激勵，人民幣出現一波短期單邊升值可能性增加。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為此輪人民幣“急升”提供了綜合條件。
　　稍顯隱蔽的是，QE3在三周前啟動后，美元貶值立即連累多數亞太國家，唯獨人民幣“急升”比多數亞太國家滯后了約兩個星期，“急升”幅度也小于多數亞太國家。而且，當人民幣開始“急升”時恰是美元基本止跌時。這并非偶然現象，為我們提供了客觀評估中國經濟的被隱藏的視窗：其一，人民幣“急升”反應慢于多數國家，說明中國經濟體量和體質明顯優于多數被連累國家。其二，得益于體量大和體質相對優，國際游資想借QE3在中國興風作浪的困難越來越大。其三，此輪人民幣“急升”讓一些人相信，的確存在著“國際資本合謀搞垮中國經濟”的意圖。對此等意圖，我們永遠需要警惕并做好應對準備，但筆者不認為此輪人民幣“急升”是“國際資本合謀”所致。其四，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常項目國際收支繼續保持平衡，累計順差已降至1478億美元，只占同期國內GDP2.6%，較去年同期續降0.3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在國際公認的合理水平之內。這意味著短期內人民幣持續“急升”空間并不存在，事實是，截至昨日，中國央行依然“按兵不動”，而人民幣“急升”卻疲態漸顯。
　　短期如此，中期亦然。所謂人民幣“中期升值”說，建立于中國經濟保持“中期高速增長”這一假設。可隨著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持續，這種假設已不復存在。以今年為分水嶺，中國經濟即便從四季度起重新步入穩定增長通道，未來數年增長區間也只能在7.5%至8.5%之間，不可能重返10%至12%的高增長通道。若作長期觀察，人民幣繼續緩升幾無懸念，但隨著中國經濟繼續強身健體，對沖人民幣“急升”的手段也將水漲船高。
　　基于此，不妨把這輪人民幣“急升”看作對宏觀調控添了點兒小麻煩。從長計議，人民幣最終要實現國際化，在此之前，這類小麻煩在所難免，也算是為中國提供了提前“練兵”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