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10月中旬，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公開選拔干部，正式拉開醞釀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課題組長楊團表示，改革阻力大，特別是“去行政化”體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絕大多數怕改革，怕摘掉公務員帽子”。截至2011年，紅十字會系統編制為11228名。最終“去行政化”未直接列入中國紅十字會改革任務中。
　　說實話，這并不奇怪，自己改自己，本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依賴于現有慈善體制的庇蔭，紅十字會盡管在去年遭受郭美美事件的沖擊，但是危機感似乎并不強烈。沒有公眾的捐款，還有上級的撥款，而紅十字會里的人，把慈善當做事業的人少，把慈善當做編制的人多。因此，即使紅十字會信譽危機的源頭就在于行政化和不透明，即使紅十字會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也不愿對癥下藥。
　　郭美美事件以及引發的輿論筆伐，確實讓紅十字會感到了壓力，但壓力大到足以倒逼自身改革的程度，似乎還談不上。充其量，這種壓力大到足以使其要做出一副改革姿態的程度。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宋朝年間的一個典故。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在一次與閣臣討論變法時說，對于變法，雖然士大夫大多不高興，但這卻是有利于百姓的。大臣文彥博毫不客氣地將宋神宗這句話擋了回去，“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王安石變法人一走茶就涼，原因大概就在此吧。那些怕摘掉公務員帽子的紅會工作人員，恐怕會是文彥博的粉絲，“為與公務員做慈善，非與百姓做慈善也”。
　　真正推動紅十字轉向服務型機構的壓力，將是慈善結構的變化。也就是說，只有當紅十字會不再是慈善的施舍者，而是慈善的競爭者之一，紅十字會的改革或許才能邁出那真正實質性的一步。慈善不應是一個較為封閉的結構，而應該鼓勵更多的個體和機構來擴大慈善的力量。做慈善的機構多了，才能夠倒逼著慈善機構公開、透明，珍視自己的名譽，惟有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才可萬木春。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中提出“文明自殺論”，通過對歷史上相繼消亡的幾十種文明研究發現，文明的衰落無一例外在于自殺，而非他殺。因為當一個社會不能應對新出現的挑戰，失去改革的勇氣和活力，文明的衰落就不可避免。用湯因比的宏大理論來說紅十字會的那些事兒，頗有些用牛刀的感覺。不過，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紅十字會如果在新挑戰面前依然用舊瓶裝新酒，名譽的衰敗將是不可避免的，而死者，即是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