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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日前《證券投資基金法》（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二次審議，值得關注的是，草案二審稿將基金組織形式主要定位為契約型。筆者認為，公司型基金應盡快單獨立法或立規。
當前的契約型基金，只有基金公司治理，缺乏基金治理，結果是基金主要追求基金公司股東利益最大化，基民利益最大化卻沒有相應治理機制來保證。相比于契約性基金，由于公司型基金中的基金投資者是基金公司的股東，通過設立基金董事會，由它代表投資者的利益行使職權，它可以有效解決目前契約型基金組織構架中缺少投資者利益代言人這個最大缺點；因此，應該盡快推出公司型基金，這對基金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對整個證券市場健康，無疑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本來，現行《基金法》第一百零二條對國務院授權，公司型基金可以另行規定；而在最新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修訂草案）二審稿明確規定：公開或者非公開募集資金，以進行證券投資活動為目的設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業，資產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證券投資活動適用本法。但《修訂草案》主要為契約型基金搭建運作框架，要設立公司型基金，《修訂草案》并沒有什么條文可以遵循、也難以遵循。
之所以公司型基金難以推出，是因為有人認為目前《公司法》對公司型基金推出形成了障礙。首先，《公司法》規定公司向其他公司投資的，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而公司型基金的投資肯定要突破這個比例。其次，《公司法》要求股份公司設立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三會”，但公司型基金僅設股東會和董事會，且董事會的主要職權也與《公司法》明顯不同，它是監督機構而非經營決策機關。其三，《公司法》采用法定資本制，要求“資本確定、資本維持、資本不變”，而公司型基金的份額持有人可隨時回贖，“股本”隨時變化等等。
但所有上面這些問題，都是由于人們把公司型基金當成一個簡單的公司而產生的結果。事實上，公司型基金有其特殊性，并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一個普通的公司。
有專家認為，“公司型基金僅僅保留了公司的外殼，對其起支配性作用的是信托法”。公司型基金借用公司制的外殼、以便發揮公司制的組織優勢，通過出資結成具有法律主體資格的基金公司來制衡外部基金管理人，分散的投資者通過基金公司平臺得以實現組織化、形成委托者集合。要分析公司型基金中的法律關系，從基金公司這個角度來講，基金投資者（股東）和公司之間構成股權法律關系、股東和董事之間也構成《公司法》規定的董事權力責任義務關系；但這并非全部，公司型基金更是一個集合資金、資產獨立、專業管理的鏈條，基金公司只是公司型基金運行中的一個環節，從鏈條的后半部分—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等環節來分析，公司型基金的法律性質更是信托法律關系。
由此分析可以得知，與其他類型的公司相比，公司型基金的運作有其特殊性，在運作整個過程中，可能有一部分需適用《公司法》規制，但有些需適用其他法律規制。比如，《公司法》規定公司向其他公司投資的，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但從基金公司這個層面講，它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搞投資，資金在基金公司這個環節并無截留，《公司法》又如何規制其投資比例？資金委托給基金管理公司后，要規范其投資比例等投資行為，就需適用《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來規制，《公司法》也派不上用場。
又比如，《公司法》規定“資本確定、資本維持、資本不變”三原則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因為采用法定資本制有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畢竟資本信用是公司的靈魂。但是，如果基金不搞融資融券交易，它哪里又會有什么債權人？法定資本制又如何能適用于公司型基金？事實上，在各國公司型基金中，由于要么立法禁止融資融券，要么嚴格限制借貸比率，債權人的利益由此得到較好保障。
如果簡單地把基金公司視為普通公司，生搬硬套非得用《公司法》來規制，那公司型基金自然很難推出；另一方面，如果為了推出公司型基金，而簡單去修改目前的《公司法》，由于公司型基金的特殊性，也會使得這種修改可能顧頭不顧尾，條文修改后基金公司是適用了、可能其他類型的公司又不適用。為此，筆者呼吁盡快為公司型基金單獨立法或立規，這樣的基金形式更有利于基民利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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