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十六大以來的十年，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加快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與世界經濟的互動與依存不斷增強。十六大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霍建國：十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步入新階段，以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迅猛發展。在此基礎上，十七屆五中全會又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加快“走出去”和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這些構成了新時期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十年來，我國外向型經濟總量和競爭力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是貨物貿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2011年，我國的進出口總額達到3.67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大進出口國。此外，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大幅增強，從出口產品的結構來看，機電產品出口已超過60%，紡織品出口雖占總出口的份額從23%降低到13%，但紡織品出口的單位價值卻大幅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顯性競爭力指數大幅上升。
其次是吸收外資的規模和質量得到全面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我國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468億美元增加到1240億美元，連續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中國吸收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水平顯著提高。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正在加快。十年來，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從不足10億美元增加到600多億美元，排名躍升為發展中國家第一位。我國的對外投資正在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主要推動力。
此外，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協調，并通過G20會議、APEC會議、金磚國家會議及上海合作組織等積極發揮作用。我國的對外關系全面拓展，先后建立了同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副總理和總理級的會晤機制。在當前全球經濟大動蕩大調整之際，我國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經濟參考報》：今年以來，中國外貿形勢持續嚴峻，進出口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吸收外資近一年來也是持續負增長。這背后隱含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霍建國：2012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一直呈現“低增長”態勢，1-9月，我國外貿進出口增長6.2%，未達到10%的預期目標。中央和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已采取了多種措施穩定外貿增長。盡管未來幾個月有可能因翹尾因素和政策環境變化等因素出現一定幅度的反彈，但從中國對外貿易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來看，“個位數增長，小幅波動”將成為全年、甚至明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總體趨勢。
外貿發展面臨的挑戰歸根結底還是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的問題。主要受國際經濟環境和實體經濟發展環境的制約。我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近年來在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壓力下呈下降趨勢，高端制造業正面臨來自歐美的競爭和摩擦，勞動密集型產業則要面對低成本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挑戰。工業化水平的不均衡和產業創新能力的不足也影響了我國工業品的國際競爭力。此外，國內省市區域之間市場競爭環境的公平性和存在的差異，以及中小企業發展環境和競爭條件存在的障礙，也嚴重影響了企業內生增長的動能。實體經濟發展的困難必將影響外貿企業出口的活力及競爭力。
自2011年11月以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呈現“持續下跌”態勢，這為我國經濟和貿易增長增添了新的壓力，也引發市場對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環境的擔憂。利用外資增長的困難，一方面是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外向型經濟水平的提高，我國利用外資策略正在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領域的突破較慢。
十七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進一步明確了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的相關政策，但相關的具體擴大開放領域仍不夠明確。特別是部分壟斷行業利用外資的阻力還比較大，而且在部分領域外商投資的國民待遇問題也對外商投資的積極性產生影響，尤其是在高新技術領域及產品研發等方面，還有些技術問題有待解決。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的興趣目前恰恰集中在服務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合資合作，所以轉變觀念、尋求新的突破是利用外資打破僵局的關鍵環節。
《經濟參考報》：經濟危機后全球經濟面臨著新的平衡和調整，中國經濟也在加快推進結構調整的步伐，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后如何更好地加快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霍建國：首先是要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轉變觀念。從十四大到十六大，我國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財稅、金融、國企、外貿改革激活并奠定了后期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國企、外資和民營企業呈現出了不同的發展活力。從十六大到十七大，快速發展掩蓋了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以投資拉動為主的增長模式制約并影響了轉型升級的進度。加快市場化改革，構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有助于煥發新的經濟增長潛能。我們堅信中國經濟還有巨大潛能沒有釋放出來。中國經濟唯一的出路是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
其次，面對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在穩步提升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加快構建新的競爭優勢已是當務之急。
我們必須加大以下幾方面工作的力度：
一是加快對外貿易轉型升級，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要努力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重點產業的跨越式發展，為促進貿易結構升級和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提供堅實基礎；要鼓勵機電產品向深加工和中高端產品過渡，加強海外營銷網點的建立，鞏固和提高市場份額。
要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和自有品牌的產品，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政策支持體系，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對出口名牌商品在質檢、海關通關等方面給予便利，鼓勵銀行和保險公司對名牌出口企業提供融資和保險便利。
要以加工貿易為突破口，推動對外貿易轉型升級。鼓勵發展配套產業，提高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發揮加工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促進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控制低層次加工貿易的規模，完善加工貿易管理模式；通過完善出口退稅、金融服務、品牌認證等措施，提高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出口產品的質量、檔次和附加值。充分利用信息平臺，擴大采用國產原材料和零部件，促進加工貿易水平提高；促進加工企業增大核心技術與關鍵零部件的進口；提高國際市場經營開拓能力，將中國的出口加工優勢轉變為生產營銷優勢。
二是加快推進國內產業布局的調整。面對當前國外面臨的貿易限制升級及國內制造業成本上升的壓力，外貿出口格局必須進行大的結構性調整，即加快推進產業布局的梯度轉移，創造條件讓東部沿海地區迅速地向中高端制造業、附加值較高的領域發展，促使中西部地區積極主動地承接來自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要想實現這一目標，東西兩地都應同時出臺支持中高端產業的投資發展政策及支持西部產業轉移承接地的鼓勵政策，可先在出口加工園區內試行，逐步擴大規模。“十二五”時期，如能基本形成上述結構性的變化，將有利于改變中國制造業的被動局面，并將使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得以繼續發揮。
三是鼓勵多種形式的海外投資，加快構建海外競爭優勢。政府要投資支持貿易促進機構在海外主要市場的布點，提供必要的投資咨詢和服務；加快海外經營隊伍的培訓，由政府出資委托有經驗的科研院所展開大規模的培訓，形成一批成熟的有海外經營能力的營銷隊伍；要繼續推行海外投資的便利化，海關、稅務、銀行、外匯管理方面要有便捷措施，積極鼓勵企業加快海外營銷網絡的建設。
四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以西方為首的主要國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均受到重創，經濟增長的矛盾日益復雜。二戰后形成的以美國為首的舊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基礎已發生了變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興起備受關注。G20會議的產生及人們對G20所寄予的希望日益上升。無論是全球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還是國家三大經濟組織都面臨著改革和調整的壓力。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其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貢獻，有必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治理工作，并發揮重要作用，推動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組織的改革，促成更公平、更合理、更能體現包容性的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的治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