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時期，亞洲乃至全球外匯市場最引人矚目的，恐怕要數香港金融管理局四度干預匯市以及人民幣匯率持續飆升，由于香港實行聯系匯率制度，港元的相對貶值反映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相對強勢，而“一升一貶”背后，內外貨幣政策的勢差則是本輪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根本原因。
今年三季度，尤其是7月中下旬以來，人民幣即期匯率逐步實現從“跌停”到接近“漲停”的逆轉。進入10月，人民幣即期匯價連續走高，中間價連續數日大幅攀升，尤其是近幾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更是連續觸及日浮動區間上限，這不僅是人民幣擴大浮動匯率期間至1%以后的連續漲停，也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的最高紀錄，然而，在中國經濟基本面并未出現太大改觀之下，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可能難以持續。
人民幣近一個月以來的持續走高與全球流動性寬松的大背景相關。三季度以來，面對著持續惡化的主權債務局勢，以及世界經濟普遍出現的增長減緩、停滯甚至衰退，各國又重回“保增長”政策軌道。在摩根士丹利跟蹤研究覆蓋的33個央行中，已有16家央行采取了寬松措施，10個發達經濟體中有7個寬松，另外23個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也有9個采取了下調基準利率或存款準備金率的寬松政策。面對債務持續飆升的局面，發達國家央行更是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相繼展開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
相比主要經濟體祭出非常規貨幣政策后，中國央行則頻繁采用逆回購方式為市場注入流動性，而并未動用利率杠桿，導致目前中國基準利率高于美國可比利率水平，內外的政策勢差給了海外資金更大的套利空間，驅動資金再次回流人民幣資產。
目前全球央行的資產規模約為18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兩倍，全球流動性相對過剩，而卻改變不了仍處于“去杠桿化”、“去債務化”長周期的事實。美元融資缺口依然巨大。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計算，因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減速推高了美元避險需求。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對美元需求已經達1999年以來最高，全球銀行業和企業存在2萬億美元的缺口，為2008年4000億美元的5倍，全球金融體系普遍存在信貸緊縮壓力。
還有一個影響全球匯率走勢的不確定性是美國財政懸崖風險正在臨近。從時間窗口看，從總統選舉結束后至2013年初之前，美國國會有7周左右時間解決財政懸崖可能對經濟拖累的問題。盡管兩黨可能會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絕對的預算僵局可能避免，但面對“跛腳”的政治體制，財政懸崖在短期內得到實質性解決的機會甚微，一旦風險事件上升，美元仍是去風險化下的避險選擇，人民幣風險資產的屬性可能再次凸顯，人民幣持續升值將再次逆轉。
更何況，從購買力平價與勞動生產率視角來看，人民幣已經處于均衡匯率區間，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也處于均衡水平，而經濟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十分有限，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近期人民幣持續飆升的情形恐難以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