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予厚望的《反壟斷法》自出臺之日起就被賦予了各類美譽——維護中國市場競爭的“尚方寶劍”、威懾市場中壟斷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一而足。其中對行政壟斷的規制更是被盛贊為中國《反壟斷法》的“獨創”、對世界反壟斷法的貢獻，毋庸置疑地將會推動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和發展。但自《反壟斷法》通過后四年多的執法歷程看，見諸報端的似乎只有廣東省工商局依據《反壟斷法》規定建議廣東省政府糾正清遠市政府在強制推廣汽車GPS工作中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一案。可見實踐中執法機構查處的案件很少，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市場中行政壟斷的驟減或消失，更與經濟生活中民眾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因而既有的行政壟斷規制與執法體系令人玩味。
　　行政壟斷，顧名思義就是指因行政權力濫用而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其表現結果為壟斷，而成因卻是行政權力濫用，究其本質是違法行政行為。這與傳統反壟斷法所規制的經濟壟斷是不同的，后者是因市場主體自身的私人行為而致，又被稱為私人壟斷，故因屬性不同而難以歸入傳統反壟斷法規制之中。
　　事實上，通過《反壟斷法》來解決行政壟斷問題不是件簡單的事。誠然，行政壟斷的實質是違法行政行為，但因行政機關或依法授權的組織通常假以安全、國計民生等名義發布普遍適用的規范性文件而達至排除、限制競爭的目的，其表面上具有“正當性”且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對此類違法行為缺乏有效救濟，因而淺層制度設計無法徹治行政壟斷。深究可知，行政壟斷實際是市場經濟快速發展與政府及其官員意識滯后之間矛盾的產物。市場經濟的日趨成熟要求政府在自身職能范圍內確立相應的秩序框架以保證市場主體競爭自由，但政府及其官員囿于既有經濟、行政等體制而難以拋棄沿襲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父愛精神”和“行政意志”，成為市場化進程中的羈絆。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市場經濟意識薄弱，重干預而輕市場；二是法治觀念不強，重文件而輕法律。仍習慣于依靠或迷戀公權力對市場主體進行管制和束縛，以文件代法律、以權壓法，無視甚至踐踏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這些錯綜復雜的因素滋生、縱容了行政壟斷，從而不僅阻抑市場自由競爭而且妨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有違市場基本規律、戕害市場經濟的成熟與發展。因此，根治行政壟斷對完善我國市場經濟來說愈發顯得迫在眉睫。
　　但《反壟斷法》的規制在理論上有“越位”嫌疑且實踐證明效果不彰，通過對既有規制路徑進行細枝末節的修補亦難懲行政壟斷，亟需另辟蹊徑、正本清源。應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著手，系統地完善行政壟斷規制體系。從宏觀層面來說：一是進一步推進經濟、行政等體制改革，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體制環境；二是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意識，尊重市場規律、轉變政府職能，確保市場機制正常運行；三是進一步增強法治觀念，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政務公開，使權力接受權利約束和監督。從微觀層面來說：一是強調政府及其官員依法行政，同時完善違法行政行為的救濟途徑即賦予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二是進一步完善問責機制，加強對行政長官決策進行約束；三是健全和完善我國司法制度和司法能力，增強司法對行政權的監督。同時，應加強對行政壟斷規制的理論研究，為規制實踐提供更多合理的理論支撐和引導。將行政壟斷的規制歸還于行政法與體制改革之中，各循其徑、對癥下藥，理順規制思路，構建合理科學的規制路徑，將行政壟斷根除于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