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援引一家世界知名機構的調查報道，在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的1.6萬名職場人士中，中國內地上班族在過去一年內所承受的壓力，位列全球第一。認為壓力高于去年的占75%，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別以80%、67%排在這一調查結果城市排名的前列。
　　事實上，稍早前的另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樣的壓力。據媒體報道，一項內容為“月薪多少會讓你在相應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調查顯示，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成都、大連等二線城市則在5000元上下浮動。
　　9000元才不惶恐，這讓很多人質疑，認為是在矯情。然而，在都市工作的人們，所感受到的壓力，不僅僅只是來自物質壓力，同樣也來自因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憂慮而伴生的精神壓力。高房價和高物價讓其感到現實壓力，未來的父母養老、孩子教育等趨漲剛性支出讓其感到未來壓力。在這雙重壓力之下，想不登上壓力榜首都不行，也讓9000元這樣一個高薪才能勉強鎮住對生活的惶恐。
　　將調查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聯系起來閱讀，這感受會更全面一些。距離年底還有兩個月，將在12月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毫無疑問將一直保持話題的熱度。方案一直是閉門制定，雖然有媒體陸陸續續曝出了些許細節，但公眾對方案的印象只能是盲人摸象。盡管如此，對于透露的控制壟斷收入和提高低層收入的方案目標，大抵跟公眾的感受認識咬合住了。對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人們的關注度主要在“控高”和“提低”上，自然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方面就留下了盲點。正如上述兩個調查所指，“壓力山大”和9000元才不惶恐，都是中等收入群體的“苦悶”寫照。
　　中等收入群體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消費的壓力。一個消費型經濟的形成，最主要的就是中等收入群體敢于消費、能夠消費。這是一個有著不斷消費者升級需求的群體，從衣食住行到教育文化旅游，都是有效的、真實的、終極的需求，從制度上放大這樣的消費，我們的投資才不是跌進效率遞減的陷阱，我們的出口貿易才能夠禁得起外部市場環境的風吹草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其重要性不會低于“控高”和“提低”。
　　高中低，三個目標，一個方案都要兼顧到，不太現實。事實上，從來就不會有一個一勞永逸、一蹴而就的方案，不可能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來之后，所有人都俱歡顏。再怎樣完善的方案，都只是一個二次分配的方案，都只是對收入差距的修補，而不能讓收入差距在各階層人們心中得到認同，因為收入差距的最大源頭，在于初次分配的效率扭曲，在于初次分配中個體或者低收入群體就已處于弱勢。因此，縮小、調和收入差距的最根本之策，在于對初次分配體制進行改革，也就是堅持市場為主的資源配置手段，避免政府那“有形的手”僭越成為“閑不住的手”，在國民收入中政府應該對企業和個人放權讓利，讓后兩者在國民收入中占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