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經濟持續放緩，三季度GDP同比增7.4%，創14個季度以來新低，到達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同時受內外需收縮所致，CPI、PPI繼續回落。在經濟復蘇乏力、政府債務飆升、財政運轉失靈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央行普遍走上了量化寬松的道路，貨幣政策獨立性日漸喪失。
歐洲由于遲遲未能擺脫歐債危機的泥沼，已開始效法美國救助金融危機的做法，改變幾十年來歐洲央行不能在二級市場直接購買主權債券的鐵律，針對歐元區二級國債市場進行無限量沖銷式的國債購買。
美聯儲緊隨其后，啟動了“QE3”，除宣布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外，繼續執行賣出短期國債、買入長期國債的“扭曲操作”，壓低長期利率，將聯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至0.25%的超低區間，時限至少延長至2015年年中。
日本央行也不甘示弱推出了“第8輪QE”，增加資產購買規模10萬億日元，使日本購買資產的總額達到了80萬億日元，并將資產購買計劃延長至2013年底。
全球經濟依然疲弱，發達國家貨幣爭相貶值以支持出口增長，各國之間利益的沖突導致全球經濟政策協調變得更加艱難，中國貨幣政策陷入兩難境地。
對中國而言，如果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則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便難以遏制；如果收緊貨幣流動性，可能會扼殺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宏觀調控變得更加復雜。而另一方面，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面臨升值壓力，貿然緊縮貨幣可能會使企業經營受到雙重擠壓，不利于經濟企穩回升。
事實上，雖然三季度GDP同比增長再創新低，但是9月數據預示著當前經濟已現企穩反彈跡象。無論是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等先行指標，還是工業生產增速、投資、消費、出口等數據均有所回暖。當前國民經濟運行正在由緩中趨穩向筑底企穩轉變，經濟筑底企穩態勢已經基本確立。
從貨幣信貸數據來看，9月人民幣貸款增加6232億元，同比多增1539億元；廣義貨幣（M2）余額94.37萬億元，同比增長14.8%。雖然新增信貸略低于市場預期，但社會融資總規模依然增長強勁。按全年信貸投放8萬億和“3:3:2:2”的比例來計算，三季度接近1.9萬億的信貸規模已遠遠超出央行的預期。同時，貨幣供應量數據M1、M2同比增速都創出年內新高，M2增速更是超過了央行設定全年14%的增速目標。
經濟出現企穩回升的態勢，一方面是由于國際層面的流動性持續寬松所致的外圍市場環境好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國內層面的前期穩增長刺激政策初見成效。
與此同時應該看到，經濟企穩回升的信號中仍然蘊藏著中長期通脹的風險。雖然短期內價格有所回落，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仍不容忽視，特別是美國“上不封頂”的“QE3”激進政策之后，國際市場先后出現了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美股價格上漲等動作。目前中國經濟減速，大量熱錢尚未涌入國內形成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如若政府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則國際投機資本就會見風使舵，如潮水般涌入國內，形成資產泡沫的堆積。
因此，當前中國的貨幣政策需要
“以靜制動”，不宜做大的調整。隨著國內外市場環境穩定好轉，未來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將會有所改善，這也有助于抵消和緩解貨幣滲漏下的政策緊縮效應和政策進一步放松的壓力，從而舒緩國內市場流動性。
此輪貨幣政策微調中有一個新動向不容忽視，即央行從6月底以來進行的持續逆回購操作。特別是在上月底央行連續兩次大規模進行28天逆回購操作，這樣的效果幾乎可以等同于央行進行了一次為期一個月的“降準”。
央行對于逆回購的運用，反映出央行對于公開市場操作貨幣政策工具的偏好。央行不僅把逆回購放在調節銀根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的第一位置，而且央行報告也表明公開市場操作將成為央行管理流動性最為重要的貨幣政策組合。
相比于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帶來的強烈的市場效應，逆回購的緩沖效果比較好，調控的靈活性、間接性與精確性程度更高。可以預見，在國內經濟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短期未來逆回購將成為央行貨幣政策調控工具主要手段。
事實上，通過逆回購操作還可以將貨幣市場的池子進一步做大，作為銀行之間的交易，為未來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做好準備。因為若放開下游的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處于上游的央行一定要有對基準利率的形成、調控以及傳導的機制。如果央行缺少對基準利率的調控方式，則利率放開之后，下游的利率水平容易使產生混亂，銀行間的基準利率就失去了參照。
此外，由于逆回購與存款準備金率相比，其在價格形成上是根據市場供求來定價，這使其在調控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同時，市場化程度更高。
在運用貨幣政策的同時要注意的是，貨幣政策不是穩增長的救星。中國目前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實體經濟領域缺乏增長點和創新點。僅僅依靠增發貨幣等外力去刺激經濟，結果只能是貨幣總量的擴大，而無法帶來實體經濟總量的增大，如此一來，滯脹的發生在所難免。
因此當前中國的經濟狀況應立足于調整結構，實現經濟的內生性增長，而不能把貨幣政策作為實現穩增長或拉動經濟的救星。
一方面，政府要提高對于經濟減速的容忍度。經濟向好時企業部門或其他經濟部門缺乏調整的愿望，而經濟增長低速階段往往更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發展創新尋求出路。
另一方面，政府的調控應盡量以推動提高經濟內生性增長的方式為主，以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為輔，例如減稅、社會保障等都是能培育企業未來增長點的方式。同時，引導中長期資金進入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長期資金的領域，如城市化進程和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中小企業融資等領域，提高流動性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
貨幣政策應是一個中性的政策，片面強調貨幣政策作用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雖然能夠刺激經濟，但同時也會產生通脹和資產泡沫。鑒于貨幣政策寬松的負面隱患，未來政府投資項目應當盡量通過招投標方式交給民間資本去完成，不要輕易動用貨幣政策干預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