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日撰文分析了中國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不合理的突出問題。根據國際證監會組織的數據，2010年馬來西亞境內專業機構持股市值占總市值的69%，境外機構占22%，境內企業和個人僅占9%；韓國境外機構占36%，境內機構占23%；阿聯酋境外機構占11%，境內機構占34%。但滬深股市境內專業投資者僅占16%，境外專業機構僅1%，個人投資者持有市值26%，而交易額卻占到全市場的85%左右。這些統計表明，即便與同處于亞洲地區并且股市同樣落后于歐美的一些國家相比，滬深A股市場個人投資者比重過高、交易額占比過大的特征都非常突出。
　　在多種探討解決的方法與途徑中，筆者偏向于認為這個問題背后的根源在于投資文化，因為主導投資行為特征的，是根植于個人投資者意識層面的投資文化。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促成投資文化的變革。
　　滬深股市迄今只有20多年的發展史，從一開始全部是個人投資者，到機構投資者產生、壯大乃至對個人投資者逐步構成替代，這本身就需要一個過程；由于A股所依托的中國經濟出現過數次大的經濟周期并由此帶來了A股市場的大幅波動，許多個人投資者因為曾在股市上漲過程中獲利頗豐而形成了對自身投資能力的過高預期，要消除這種偏離事實的過度自信也需要時間。上述這兩方面原因共同造成了A股市場個人投資者比重過高的現狀。此外，由于A股市場以前“重融資、輕回報”的傾向較為突出，很多個人投資者視股市為零和博弈市場，通過買賣博取價差成為主要盈利方式，進而造成了個人投資者在A股市場交易額占比過大的現象。
　　從來源上看， A股市場目前盛行的投資文化，是個人投資者適應以往的A股市場環境的產物，是投資者在逐利動機驅使下，將外部客觀投資環境與自身主觀認知相結合，經由內化和固化過程所形成的。所以，變革投資文化也就需要通過利益引導機制，針對投資環境和投資者主觀認知這兩個關鍵環節分別實施相應的政策方法。
　　在投資環境方面，筆者以為，可供參考的政策方法大致有：第一，大力優化上市公司主體質量，立足于強化股市整體成長性和投資價值特征，采用類似“券商分類評級”的辦法，通過從證券市場政策監管角度對存量上市公司的“獎優罰劣”和不斷引入符合特征要求的優質增量后備上市公司資源，從根本上使A股市場成為整體有著正收益預期的非零和博弈市場。第二，采取如要求價值型上市公司做出現金分紅承諾、要求成長型公司根據成長速度做出符合小股東利益要求的留存利潤使用承諾、對個人投資者不同交易行為采用導向性的差異化稅收政策等各種措施，使股市成長性和投資價值顯性化，讓投資者切實感受到成長性和投資價值的存在及其與長期投資行為的正相關性，進而改變其過度投機性操作的行為特征。第三，進一步加快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力度，如適當放寬基金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專業機構的審批限制，引入更多承諾價值型投資的QFII，而專業投資機構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將通過其專業投資能力提升整個A股市場的投資門檻。第四，通過在新業務領域形成相對優勢，“以點帶面”加快整個市場投資文化的轉變，如在“融資融券”、“股指期貨”和“新三板”等在當前國內證券市場創新發展大潮中出現的新投資領域和市場，從成立之初便采用偏重機構投資者的發展策略，從而直接在新領域和新市場構建起合理的投資者結構，進而對A股市場投資文化的轉變形成帶動效應。
　　在投資者主觀認知方面，可供參考的政策方法大致有：加大對個人投資者的宣傳教育，促使其更多地認識到其投資能力的局限性和過度投機性操作的不合理性，進而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轉變其投資文化；利用社會認同壓力，在輿論宣傳上突出強調專業投資所具有的社會主流特征和較高層次需求特征，使個人投資者為獲得社會認同而逐步轉變自身的投資文化。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隨著中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A股正面臨著越來越有利于向更合理的結構方向轉變的外部環境；而監管層近一年來所推出的諸多新政，如“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承諾”、“加大機構投資者的創新發展力度”、“加大QFII的引入力度”和“提高融資融券業務和股指期貨業務個人投資者準入門檻”等，都契合了變革投資文化的內在方法要求。在這些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理由相信A股市場投資者結構的不合理狀況最終會得到有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