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公布之后，有國外通訊社說這與此前接受該社調查的14位經濟學家給出的預期中值即7.4%一致。筆者稍早也做過一個簡單調查，結果，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認為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會超過7.5%�？梢�，所謂預期與結果一致，并非說明今日中國經濟學家水平有多高，而是預測中國經濟增長似乎已不是什么高技術活。至于為什么經濟學家在預測滬深股市走勢時就往往大失水準，個中原因，值得深思。
　　毋庸置疑，進入“十二五”之后，中國經濟既有增長動力呈現加速衰減之勢，而新增長動力尚待發掘，加上外部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愈益增加，于是，創下30年來經濟增長奇跡的中國，如今不得不為“穩增長”而努力。應當說，近幾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基本實現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確是了不起的成就。200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2%，2010年更達到10.3%，2011年雖有所下滑，但9.2%的增長率依然傲視全球。然而，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越來越清楚，單純保增長的代價實在太大，于是，今年以來，政府在敲定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有了告別速度情結的跡象。年初定下7.5%的全年增長目標也被認為是較為理性的決策規劃。
　　只是在政績考核機制高度依賴數據表現的今天，各級各地政府顯然難以擺脫數字情結。深諳這種情結的國外有關機構和分析師們出于相關利益考慮極力扮演吹鼓手角色。當一季度8.1%的增速出來之后，他們隨即拉高了唱空中國經濟的分貝，甚至在數據出爐之前，就給中國經濟拼命潑冷水；而當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觸及底線的7.6%之時，更是給出了悲觀的前景預期。耐人尋味的是，國際金融資本和相關研究機構對中國經濟開具的藥方，往往非常有利于其在中國相關業務的拓展。
　　其實，今日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表面看來是既有經濟增長動力衰減造成的，其實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實現經濟戰略轉型，使得迄今尚未真正找到支撐經濟有效增長的內生性動力。像中國這樣GDP超過7萬億美元的巨型經濟體，如果沒能建立一種能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僅靠凱恩斯主義思維濃厚的宏觀調控來指導經濟，至多只能解決表面問題。事實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相當一段時期，盡管憑借“全民補貼生產”的增長模式取得了超高速增長，但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卻是不正當事實。一方面，人為壓低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將大量的國外資本吸引到了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資沖動與出口的過度增長現象相當嚴重。在人均收入水平尚處于中下等階段時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能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技術進步與技術應用方面進展相對滯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資源消耗，導致全要素生產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處于低增長期。這種主要靠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更進一步惡化了資源供給條件，破壞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環境承載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經濟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惡性循環狀態，甚至使得整個經濟系統潛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另一方面，當經濟戰略轉型的時間窗口開啟之后，政府理當“轉型”與“增長”兩手都要硬。但從最近三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情況看，顯然為了短期經濟目標而犧牲了轉型。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中央就要求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又再次提出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后五年經濟工作的中心內容；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更是將經濟戰略轉型視為頭等急務。但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沒有得到清除，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特別在政績考核體系未作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始終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效應使得各級各地政府對提供公共品的熱情一直不高，加上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至常常為了短期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大局。另一方面，經濟戰略轉型亟須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但各級政府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場價格的認為扭曲所帶來的巨大好處之后，一直未能實質性放松對一些重要資源的價格控制權。由此，要素價格市場化一直難獲重要進展。在絕大多數地方，經濟結構的顯著優化，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技術進步都沒有實現。
　　因此，宏觀經濟決策既要告別數字情結，撥開增長的迷霧，更要審視制約經濟中長期有效增長的諸多約束條件。在告別入世紅利、產業轉移紅利和人口紅利之后，政策紅利的釋放注定只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而非決定性條件，消除增長的不確定性，唯有清除經濟沉疴，實現經濟戰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