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發布了北京市9月份交通擁堵狀況的報告。該報告顯示，9月份北京市交通擁堵指數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3%。該報告披露，針對交通擁堵情況，北京市除了重點研究深入推進彈性工作制和錯時上下班工作方案外，還將“評估”在特定時段、特定區域實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的可行性。據說，這項措施若評估通過，相比目前的尾號限行，特定時段、特定區域將實行更嚴厲的限號措施。
　　單雙號限行措施，實際上是對公民財產使用權的一種外加的強制性限制。按照法律的精神，公民的自由只以自愿讓渡為得以限制的前提，非此，任何個人、團體和組織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之。并且，法律對自由的限制，只能以保護自由的原因得以限制之。所以，公民擁有自己的汽車之后，對其全權使用權利的部分讓渡，如每周依車牌尾號限行一次，或依車牌尾號單雙數隔天限行一次，能否在最大限度內保證每個人最大程度上的自由權利，實則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任何對自由進行限制的措施，從管理的角度講，都會有利于秩序的形成。就如車輛限行措施，哪種措施限制的車輛多，哪種措施就更有效。但是，公民自由權利充分實現的良序社會，是公民自由度與社會有序度達到某種平衡的社會。的確，沒有一定的秩序，就沒有自由落實的空間。然而，這絕非意味著秩序越嚴格、有序度越大，自由落實的空間就越多、自由度就越大。這里的關鍵之處就在于自由與秩序的關系，究竟是在公民充分享有自由的基礎上形成秩序，還是在秩序的基礎上“允許”有限度的公民自由。于自由而言，這兩者之不同，就如同籠中之鳥與空中之鳥的差異一樣大。
　　顯然，在秩序的基礎上“允許”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秩序的“剩余”空間內“配給”公民的自由度，可以大大方便秩序管理者和維護者；而在公民充分享有自由的基礎上形成秩序，無疑將會大大增加社會秩序管理者和維護者的責任。于是，越是在公民自由度小的地方，社會管理者就越是愿意用限制自由的方式來轉嫁社會管理責任，減輕社會管理負擔，以形成方便管理的所謂秩序。而這也正是這種類型的社會秩序“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癥結所在。
　　因此，按汽車牌照尾數實行單雙號限行的措施，至少有轉嫁城市管理責任之嫌。其實，在北京等大城市，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以北京為例，修建地鐵造成的地面通行障礙，每日都有的臨時限行措施造成的交通擁堵，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堵塞，都是管理水平和管理不當等方面的問題。
　　治理交通擁堵是社會管理方式改革的一部分。那種一說解決什么社會問題，就先想著如何限制公民的自由，就先盯著公民錢袋的方法，正是社會管理方式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