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今年8月來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進修，經歷了幾次腦力震蕩。
　　那天，在教學理論研討課上，任課老師以一個在加拿大剛剛發生的具有影響力的案例，讓我們討論。埃德蒙頓公立中學一位教齡達35年的物理教師，因為給不交作業的學生打了零分，結果在今年5月被校方停職，更在經過聽證會后在9月正式被校方開除。
　　課堂上，大家對這個案例的討論，無外乎集中在教育制度本身，諸如學生的權益啊，教師的權利等等，并未涉及其他方面的深入探究，尤其沒有涉及對社會的長遠影響。但是晚上回家之后，當我與房東太太聊到這個案例時，房東太太的反應卻讓我大為震撼，深有感觸。
　　50多歲房的東太太來自我國內地，在政府醫院里邊做化驗員。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曾在新疆大學教過4年生物化學，因此跟我也算曾是同行了。她對這個案例的判斷，邏輯倒是非常簡單：照這個樣子，加拿大的教育就算完蛋了，因為學生沒了基本的是非觀，如果念書與不念書都一個樣子，那怎么還會有人認真讀書？將來加拿大這批孩子長大了，又要變成無法自食其力的流浪者，靠政府的救濟度日。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救濟還不是從納稅人上繳的稅款里邊出？因此，這種貌似對兒童權利的全面保護，實際上是一種制度性的僵化，從根本上損害了加拿大的教育體系的基礎，進一步地，這還會對加拿大未來的勞動生產率產生負面的影響。
　　讓我吃驚的是作為納稅人，房東太太維權的意識何其強烈。對比起來，國內學術界熱議的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之后的中國人力資本的變化對中國經濟增長軌跡的影響，在普通人中間卻鮮有認識。發達國家的人力成本昂貴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對其中的原因卻少有人去深究。西方國家藍領工人比辦公室白領還要過得輕松，是一個讓幾千年來深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思想潛移默化影響的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現象。有研究者將其歸因為發達國家資本的相對充裕，以及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物以稀為貴的后果，就是提前實現了藍領工人所謂的“產業工人貴族化”。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收入差異越來越模糊，甚至倒掛。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強大的工會也對這種僵化的勞動結構過程“貢獻”良多。在2007年的次貸危機中，美國通用汽車就是因為工會的強硬態度導致了申請進入破產保護，就是西方工會力量的一個很好的例證。
　　不過，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筆者認為過于優厚的社會福利，過于重的稅收，也對社會的活力形成了抑制因素。張五常教授曾提到過，上世紀70年代他去廣州，見到三個工人一起修補墻上的一個洞，一個人托著石灰，一個人指揮，一個人補洞。張教授由此加深了計劃經濟絕對沒有效率的印象。未料筆者在加拿大僅僅生活了一個多月，就已目睹了兩個類似的事例。第一個事例，是在筆者上課教室下邊的電梯，兩周之內，居然壞了三次，每次修理都是三個工人圍起護欄，慢條斯理，不緊不慢地工作。要知道，這種小時工的報酬，在加拿大一般為20加元一個小時。第二個事例，是碰到城市的道路養護。本來，在工地附近立一個警示標志即可，可是加拿大這邊非得要有一個工人用手舉著牌子站在路口不可，問題就在于這個舉著牌子的工人的報酬居然高達每小時30加元。讓人納悶的是，這種低效率的事情，居然在這里習以為常。難怪加拿大的市政工程維護費用如此之高，難怪房東太太作為納稅人會憤憤不平。根子就在扭曲的福利制度和稅收制度。
　　從長期來看，發達國家這種扭曲效率的社會福利制度必然損害經濟的運行效率，最終傷害整個經濟體的活力。這種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和當年我國的計劃經濟大鍋飯真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更為中國利用勞動力相對低廉的價格優勢競爭成為世界工廠做出的巨大的貢獻。但是這種奉獻不可能是長久持續，取之不竭的。正是出于對農村部門無法持續為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擔心，才有學者判定中國人力資本價格跨過劉易斯拐點之后將迅速攀升，并帶動通脹的剛性需求上升。但是筆者認為，人力資本是由兩個因素組成的，一個是數量，一個是質量。如果我們在數量受限的情況下，為勞動力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技術培訓，用科技的手段，提高人力資本中的質量因素，應該是可以在勞動力成本有限增加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有效增進人力資本的技術含量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避免重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既要完善應有的國民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把歷史的欠賬給補上，又要注意避免墮入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陷阱。過高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反而會損害有效人力資本的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