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回訪部分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基層試點地區，新疆阿勒泰、湖南瀏陽都表示，2009年的做法已經換成其他形式，地方政府試水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或是缺少持續性，或是形成“人走政息”的局面。
　　如果以1987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首次被提出為起點，官員財產公示進入議事日程至今已25年，在這25年間，民間呼聲不可謂不大，財產公示的地方版試驗也不可謂不多，但是改革的步驟卻始終停留于地方試水，甚至不少被冠以破冰意義的試點試行，最后也都不了了之。這些試點確實有積極意義，但是若無法跳出地方模式，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前景很難有個明確的預期。
　　現在支撐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改革的，有輿論的呼吁，地方政府的改革熱情，甚至也不排除政績因素。總的來說，這些動因對于推動一項制度從無到有而言，自然力有不逮。財產公示制度是項宏觀制度，改革面不只是局限于某一領域、地域，牽一發而動全身，地方試水存在一個改革風險問題，改得好，等于革自己利益，會受到系統內的排斥，也會受到來自其他地域以及上一級的壓力；改得不好，又有可能受到來自輿論的非議、指責，在兩難局面中，想要靠地方熱情推動改革，只能是孤木難支，難以形成共鳴效應。
　　很多制度都是始于地方先行先試，最后推動全局變更，但是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相對特殊，僅靠地方試水是不行的。地方試水可能會不斷擴大，但是能否形成改革共識確存疑，新疆阿勒泰、四川高縣、湖南瀏陽等地的例子都擺在那里，就此而論，如果沒有全局性的制度建設，地方試水極有可能是個不斷淘汰、更新的過程，新的試點取代舊的試點，舊的試點可能會逐漸淡出，或者隨著試行走入縱深，原有的寬口徑、高透明、高權力層級的公示體系逐漸向后收縮，或者因“人走政息”停滯，而地方的制度推進能量，因為這種不斷的更新、淘汰，不太可能增量上升，對全局性的制度落地起到根本作用。
　　因此，以目前的局勢來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要實現徹底突圍，就不能只是拘泥于現行的推進路徑，對自下而上的地方試水形成過度依賴，必須有更高層次的統籌力量保底，從上至下地與地方試水形成呼應，這種保底可以是將試點地域推向更高的級別；也可以是以立法形式賦予公示制度剛性，醞釀多年的《財產申報法》能不能加快落地進程，或者即便《財產申報法》難以一時落地，地方性法規可不可以先行先試，取代原來內部文件支撐公示制度的局面。通過自上而下的統籌呼應與地方自下而上的試水形成聯動，這樣至少能保證試行的連續性，主政者換了，公示規則還在那里。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有很多難點，這不容否認，但是哪些難點可以克服，哪些難點是實實在在的難點，公眾已經有了基本判斷，很多人喜歡用時機不成熟來搪塞，用信息統計困難等技術問題來敷衍，恐怕缺少說服力，官員財產公示難就難在這種認知的轉變上。既然財產公示呼吁了這么多年，也形成了一定共識，地方試水也積累了相應的經驗，何不在更高層次給與呼應，將地方試水納入宏觀范疇，給出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