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久前公布的8月份宏觀經濟數據來看，多項指標（例如工業增加值、制造業PMI等）較前幾個月不但沒有好轉，反而繼續呈現低迷狀況，屢創歷史新低。這不僅加大了實現全年經濟“穩增長”目標的難度，也加大了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分析數據低迷的原因發現，出口疲弱和企業去庫存因素拖累了經濟增速。
　　溫家寶總理8月下旬赴廣東調研，強調千方百計穩外需。雖然上個月的出口增速略有反彈，但擴大外需政策已頂天花板。由于全球經濟“小冰期”和國內外貿企業生存環境的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兩稅并軌、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也吞噬著外向型企業的利潤。這也直接導致了阿迪達斯、耐克等知名外企“外遷”的現象。當前外需疲軟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穩增長”無法單純寄希望于擴大外需來實現。
　　在這種情況下，基建投資再次充當了救火隊員的角色。發改委兩天批復60個基建金融項目，其中25條軌道交通項目涉及投資凈額達7000億元。審批力度的加大、審批速度的加快，都顯示出政府欲押寶大規模投資來完成全年“穩增長”目標。要知道，近兩個月以來，許多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地方版“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如此大范圍、大規模的投資，不禁讓人聯想到2009年的政府投資大擴張。大規模的政府投資短期可以提振經濟，但由于我國尚未形成以創新驅動和技術主導的內涵式增長模式，一味繼續擴大投資只會造成產能過剩和通脹，將給經濟轉型帶來更大困難。所以，此輪投資仍面臨諸多風險。
　　長期以來，我們沉迷于基礎設施建設，政府將國民收入的40％到50％用于投資，“投資上癮”已被越來越多的人詬病。政府投資有望在短期內帶來經濟回暖，但經濟、社會、環境等都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一些部門或地方官員，不顧地方財政實力、不管產能是否過剩，都以穩增長的名義，過度依賴投資，不顧經濟風險隱患，以求短暫的政績。這會造成地方政府投資舉動與地方財力的不匹配，還有可能造成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產生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
　　從此輪投資去向來看，項目集中于重大基建、能源、材料、環保、電力等領域，而這些領域（及其與之相關的鋼鐵、水泥等行業）仍存在著產能過剩現象。投資項目并沒有涉及急需救火的制造業領域，而制造業的下滑構成了當前經濟的最大威脅。所以，項目審批上沒能很好地做到“有的放矢”，政府投資恐難抵消制造業投資下滑的影響。
　　從項目資金來源來看，一部分來自于中央政府財政撥款，另一部分則來自于地方向銀行的貸款。由于此類基建項目的投資回報是長期和緩慢的，但很多地方債務卻要在短期內兌現，這就不得不一次次用新的短期貸款取代舊的短期貸款，滾動成為一個虛擬的“長期貸款”。這種用短期銀行貸款和債券，為長期基建提供資金的融資體系，一旦短期貸款續不上，資金鏈就會斷裂引發債務危機。
　　而當前的情況是，地方債、“三角債”和銀行不良貸款的風險都在上升。近期，企業債務正嚴重制約著制造業發展，三部委摸底“三角債”，并發出預警信號。立體式的債務問題不僅在溫州、鄂爾多斯等地蔓延，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也開始在不同行業（特別是制造業）的企業間發酵，威脅不同行業上下游企業的生存；甚至還有蔓延至金融領域，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截至6月末，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為4564億元，已連續三個季度上升。綜合式、立體式的債務問題如果爆發，后果將不堪設想。
　　從宏觀調控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成效值得總結，下半年財政政策將逐漸加力。由于歐洲央行同意無限制購買國債方案，加之美國QE3的出臺，國內通脹風險隨CPI回升而加大，貨幣政策的空間收窄�！胺�增長”重心將向財政政策傾斜，基建投資計劃既出，也無可厚非。政府投資沒能控制住，是受今年來財政收入超預期、結構性減稅尚無總體方案等因素的影響的結果。今年前7個月，全國財政收入63795億元，同比增長11．6％，超出預算增長2．6個百分點。而且全年財政超收的概率很大。
　　可惜的是，近年來被一直倡導的結構性減稅，尚缺乏整體規劃和設計，仍處于小范圍試點和小規模 “零敲碎打”的階段。政府出臺了多項減稅措施以扶持中小企業，然而有的地方對于減稅措施的落實情況卻令人不解。在今年房地產調控措施的影響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減少，提高企業稅費成為了維持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大途徑。有的地方減稅后，當地稅務部門調高了稅收定額，稅負較原先增加了兩倍多。在“結構性減稅”的口號下，一些地方竟出現普遍增加稅費的趨勢，這令很多城鎮小商業主不得不關門停業。
　　結構性減稅措施不僅需要落實，其試點范圍也需要擴大，減稅量限需要提高。正在上海進行的營改增試點，是目前規模最大的結構性減稅措施。但其在上海地域內涉及的減稅規模，也僅在100億元上下，而結構性減稅總量至少要以6000億元作為量限。而僅從過去的稅收收入增幅來看，減稅空間在一年5000億—8000億元之間。如果考慮降低收費基金負擔，那么一年減稅空間甚至可達到1萬億元。在擴大試點的同時，對結構性減稅的理論與實證的研究，以及對結構性減稅制度的建設急需跟進。
　　另外，由于我國稅收的80％以上都來自大中型企業，而結構性減稅主要針對的是小微企業，即便將來自小微企業的稅全部免掉，它對中國稅收所形成的沖擊也很小。如果結構性減稅一直停留在“隔靴搔癢”的階段，那么其不僅難以對制造業（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帶來實質性幫助，而且也難以在未來充當財政政策的調控手段。所以，在宏觀調控措施有限、政策紅利消耗殆盡的前提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前擴大政府投資，也是無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