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外管局審批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大幅提速：截至2012年9月19日，外匯局累計核準157家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308.18億美元，其中今年以來核準了72家機構91.78億美元的投資額度(含追加投資額度)，遠遠超過去年全年的19.2億美元和前年的30.5億美元。
QFII審批大幅提速，是在中國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管制逐漸開放的背景下發生的。在2002年QFII試點開始實施以來的三次擴容中，擴容幅度呈放大趨勢。2007年根據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成果而進行的第二次擴容中，QFII額度從100億美元增加到了300億美元；而在今年4月證監會宣布的新一輪擴容中，QFII額度新增了500億美元。在去年下半年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波動、市場參與者對新興市場預期惡化的背景下，我國跨境資本流入減緩，對外直接投資和組合投資的管制大幅度放松，致使去年四季度以來我國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外匯占款5個月平均增量僅有129億元人民幣，與此前月均3000億元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語，QFII資本流入的副作用由此大大減輕。加之中國資本市場規模之大，已經不是這樣規模的QFII能夠輕易操縱得了，也為大幅度提高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創造了條件。
同時，從中國證券市場國際化平穩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大幅度增加QFII投資額度有著特殊的意義，而這一點在境外中國概念股做空浪潮中更是意義重大。
筆者認為，“證券市場國際化”包括三個層次內容，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發展層次依次如下：最基礎的層次是上市公司業務國際化，即本土上市公司的營業收入很大一部分來自國際貿易和海外經營；第二個層次是內資公司境外上市；第三個層次是外國公司境內上市。數十年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上述三個層次的證券市場國際化在國內外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其負面影響也相當明顯，其中很大一部分風險源于信息不對稱。
外部投資者與企業內部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證券市場天然存在的問題。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境外上市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天然高于境內上市企業，國外上市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天然高于國內境外上市企業。由于在證券市場國際化第二層次上發達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總體上比來自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上市公司更強勢，而且信息不對稱對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構成了一種潛在風險，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價格扭曲通常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上市公司不得不在境外資本市場付出“風險貼水”的代價，由此導致其境外上市收益大打折扣。中小型企業克服此類信息不對稱和股價折扣問題要付出的服務費等成本相對于其融資收益比例更高。正因為如此，由于不滿公司估值過低、企業收益與為之付出的服務費等成本不相稱，近兩年泰富電氣、康鵬化學、大連傅氏等一批境外上市中國企業，已經相繼宣布將推行私有化退市，未來這類企業還會越來越多。
當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證券市場上贏得了投資者的廣泛認同，對盈利和增長的預期能夠壓倒對風險的厭惡，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對稱此時反而會增強境外市場投資者對盈利和增長的預期，進而抬高股價。
作為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大國，外部市場對中國經濟預期總體上趨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國公司獲得這種額外“中國溢價”的幾率大大提高。前幾年新能源、網絡和中國消費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獲得這種額外的“中國溢價”，從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趨之若鶩。
正由于信息不對稱可能造成上述“美麗”的結果，一些中國公司特別是網絡概念公司即使明知是“惡之花”也為其所惑，花費了太多精力用于“包裝”業績，結果給那些海外律師事務所和做空者創造了難得的可乘之機。這兩年海外資本市場興起中國概念股做空浪潮，根源就在于此。這股浪潮一旦興起并成了氣候，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企業在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風險貼水問題就進一步惡化，進而激勵某些機構和個人利用這種走向極端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市場參與者非理性的恐慌性群體行為，實施“造假打假”策略做空牟利。他們用不全面、曲解乃至捏造的質疑激起恐慌性的拋售浪潮，遭遇質疑的公司股價暴跌，做空者獲利。今年7月渾水研究一手制造的新東方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
未來中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發展到第三個層次——外國公司境內上市時，這些外國證券同樣會面臨源于信息不對稱的風險貼水和溢價問題，由此產生的股價背離價值的大幅波動和種種道德風險顯然不利于擬議中的國際板可持續發展。
要解決這一問題，監管和法律的威懾都不過是成本高昂的事后措施，通常也不能挽回當事者的全部損失。筆者認為，引進來自外國證券母國的投資者，在事前即可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減輕上述股價背離價值的大幅度波動和相關道德風險問題。在實踐中，當境外中國概念股普遍存在大幅度風險貼水而股價過低時，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已經在不同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大幅度擴大QFII額度之舉也為日后國際板創造了較平穩運行的環境，如相關部門能圍繞這條思路展開構思一系列相關措施，其正面效益潛力還可進一步發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