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某媒體與大湘網一項有3397人參與的調查顯示，75.71%的受訪者表示“父輩職業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子輩職業地位”；只有16.76%的人認為“奮斗能改變命運”。一位學者結合自己的調研稱，父輩屬于中上層的“富二代”更容易比父輩身處中下層的“窮二代”謀得高收入且穩定的職業。（9月25日 《瀟湘晨報》）
　　就“出身”與“自身成功”二者間的關系而言，恐怕不少人尤其是剛畢業的來自普通家庭的年輕人，都在被“出身好不好”的焦慮所緊箍。與日漸攀升的生存壓力相并進的，便是出身越來越象征著先驗的資源積累。
　　但是，到底如何才算位列“中上層”，簡單地以工資區分，恐不甚準確。現在不少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經過自己拼搏，可以找到一個收入不錯的崗位，但圍繞在這些人身上的來自前途和物質上的壓力依然非常大。可以說，在生存的幸福指數及自我認同度上，他們仍屬于“中下階層”。而一些所謂的出身中上層的年輕人，謀得一個穩定高收入的職位，到底是憑借父輩的資本或權勢等灰色路徑上位，還是真的因受了“父輩處事方式及寬闊視野”熏陶而自身能力優良，也值得思量，不應籠統地歸結到“父輩有錢有權子輩便也有錢有權”的模式之下。
　　因為跳不出這種怪圈，調查結論反而在有意無意地放大“出身不好者”的自怨自艾。如報告行文中充斥的“富二代”“窮二代”式的二元劃分措辭，頗讓人覺得別扭。而類似“出身所帶來的個人素質的劣勢，對‘窮二代’大學生的影響更為深遠”之類的專家評語，及“與富家子弟相比站在人生起跑線上那一刻就輸了”這般的“窮二代”酸楚心聲，儼然就是在片面地將所有“后代立業立功上的不如意”統統塞入“出身不好”這一籮筐里。
　　討論“代際繼承”的最大意義，應是挖掘當下有多少“代際繼承”是不合理的、畸形的。解讀“出身焦慮”，不應否認正常“代際繼承”效應的存在，而不容忽視的評判前提卻是，出身并非“原罪”，關鍵在于平民百姓的子女，在通往成功之途上也能享有如羅爾斯所言的“實質的公平”。從這個角度而言，“出身論”更像是個偽命題，對個體無法選擇的“出身”投射過多期待或批判的情感，并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