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9月20日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16年美國《健保改革法》全面生效之后，占美國人口總數2%、共計約600萬的美國人將因未購買健康保險而須繳納總額約70億美元罰款；此后六年內，平均每年會有80億美元的該項罰款進入美國財政收入。一些企業今年以來也降低了企業醫保保費繳納比例，紛紛把醫保成本轉嫁至雇員身上。沉重的醫保費用支出，已成為壓在美國政府和企業以及民眾頭上的一座大山。
　　奧巴馬上任以來著手實施的醫療改革措施，旨在控制醫療成本，降低相關費用支出，但從實際情況看，醫保支出的絕大部分資金花費在重病患者。
　　為緩解醫保支出壓力，奧巴馬總統任期內完成的全民健保法，強制所有非老齡人口購買健康保險，希望通過此項措施增加保費收入。按照該法案“可負擔健保”條款規定，違反者將按其家庭收入的2.5%接受罰款。實際上，美國未購買健康保險的非老齡人口約有3000萬，其中非法移民和因收入過低而豁免于罰款的人口約有1800萬，剩余的1200萬人中，約一半人將因身體殘疾或宗教信仰豁免于處罰，將被罰款的人口只相當全部未購買健康保險人口的五分之一。此項罰款相對于政府巨額健保支出，不過是杯水車薪。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美國健保項目開支在2020年將達到4.6萬億美元，相當于經濟總量中每5美元就有1美元支出在人口健保中。屆時，美國人均健保項目開支將達到13710美元，而2011年美國人均健保花費為8650美元，意味著十年內美國政府用在健保項目上的支出將以平均每年近6%的速度增長，這一增速將導致《健保改革法》無法持續。
　　迅速增長的健保費用支出不僅讓美國政府不堪重負，大多數企業在經濟低迷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將企業醫保保費視為沉重的負擔而變相逃避。美國愷撒家庭基金會和健康研究教育信托基金調查報告顯示，截至8月末，美國企業醫保保費繳納數額為1.57萬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4%。今年以來，美國民眾收入平均增速為1.7%，美國通脹平均值為2%左右，醫保保費增速大大超過了工資和通脹的增長水平。但是，此增長水平遠低于往年企業保費平均增速。以2011年為例，美國企業的醫保保費同比增長了9%。在醫保支出逐年增長的情況下，企業保費平均增速下降，意味著企業雇主將更多的醫保成本轉嫁到了員工身上，醫保成本已經開始蠶食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收入，對其家庭生活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一直以來，在控制醫療費用過快上漲問題上美國兩黨都有共識，只是主張的操作手段不同。奧巴馬政府希望成立獨立醫保費用咨詢委員會，通過更嚴格的管理體制提高醫療體系的效率并控制醫療費用。以羅姆尼為首的共和黨則希望通過市場競爭提高醫療體系效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預算辦公室計劃大幅削減聯邦醫療保險支出的同時，提出了“私有化聯邦醫療保險”的建議：即在2021年以后退休的人員，將得不到政府提供的“按服務收費”的聯邦醫療保險項目，而是改為政府向退休人員發放醫療券、退休人員憑券購買商業醫療保險解決個人醫療保健。此提議在美國政界引起廣泛爭議。
　　聯邦醫療保險是美國政府為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和符合殘障等特定條件的人提供的醫療保險，保險費用由聯邦政府通過工資稅征收。雖然此項保險只覆蓋4000多萬人口，但是美國最大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私有化聯邦醫療保險”的結果，很可能是醫療券的增長跟不上醫療費用的增長，導致一部分老年人因買不起商業醫療保險而被迫退出醫療保障體系。因此，在不能有效控制醫保費用過快增長的情況下，無論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操作起來都難以服眾。
　　今年以來，一些發達經濟體國家采取了延長退休年齡，增加勞動收入的辦法延緩醫保費用激增的壓力。或者通過增加稅收的辦法增加社保收入，比如日本國會已批準從2014年4月起，將國內消費稅由目前的5%上調至8%，所增稅收用于彌補社保基金缺口。實際上，一些發達經濟體國家“剛性福利”的社會現狀已很難扭轉，如果不注重“節流”而只是設法“開源”，政策再多也只能是隔靴搔癢。
　　近年來，我國醫療體制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行，在推進大病醫保與新農合大病保障的銜接上，可能同樣面臨資金缺口。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籌資機制，擴大商業保險在醫保領域的市場化運作規模，同時有效地控制醫保費用過快增長，才能避免發達經濟體國家醫保費用入不敷出的現象在我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