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量化寬松競賽的大幕已經拉開。發達國家正借助債務貨幣化轉嫁危機，在量化寬松政策的促動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調控壓力驟增，各國之間利益的沖突將導致全球經濟政策協調變得更加艱難。面對如此復雜的形勢，中國貨幣政策何去何從？
在經濟復蘇乏力、政府債務飆升、財政運轉失靈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央行普遍重新走上債務貨幣化的道路，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歐洲央行
、美聯儲
、日本央行相繼打開量化寬松的閘門。遲遲不能從歐債危機中走出的歐洲央行率先開始了冒險行動，歐洲央行開始效法美國救助金融危機的做法，改變幾十年來歐洲央行不能在二級市場直接購買主權債券的“鐵律”，宣布將啟動“貨幣直接交易”，針對歐元區二級國債市場進行無限量沖銷式的國債購買。
隨后，美聯儲第三次開動了“伯南克印鈔機”。除宣布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外，美聯儲還決定繼續執行賣出短期國債、買入長期國債的“扭轉操作”，并將聯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至0.25%的超低區間時限至少延長至2015年年中。
量化寬松競賽一旦拉開序幕，就會產生更大的示范和激勵效應。在債務泥潭中苦苦掙扎的日本央行不甘示弱，推出了所謂“第8輪QE”，增加資產購買規模10萬億日元
，使日本購買資產的總額達到了80萬億日元，并將資產購買計劃延長至2013年底。
在量化寬松競賽中最為激進的可能要屬“上不封頂”的美聯儲QE3。美國經濟已經患上了“QE依賴癥”，只要美國債務依賴性體質不改變，靠債務貨幣化融資的現狀就難以改變。量化寬松的本質是債務貨幣化。隨著美國財政赤字連續三年超過萬億大關，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因此，降低債務負擔和比例是美聯儲除了穩定金融系統和刺激經濟之外的重要職責之一，這也就注定了美聯儲依然會靠釋放貨幣，稀釋債務的方法來保證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性，量化寬松政策難言盡頭。
2008年以來，美聯儲實施兩輪量化寬松，聯邦基準利率長期維持0-0.25%水平。2007年1月-2012年初，美聯儲資產負債從9000多億美元擴張到2.9萬億美元，增長幅度達到332%。QE1每月購買量為795億美元，其中MBS為560億美元；QE2每月凈買入735億美元，不考慮賣出額，每月買入總額為948億美元；QE3目前為每月凈買入400億美元，疊加扭轉操作的影響，每月買入850億美元。按照這樣的速度，美聯儲在2013年幾乎將美國預算赤字的一半都貨幣化，資產負債表規模將由現在的2.8萬億飆升至4萬億美元，伯南克幾乎打破之前貨幣政策的所有禁忌，
再度量化寬松意味著“弱勢美元”政策延續，這將引發各國貨幣新一輪的競爭性貶值，加劇“匯率戰”的風險，并導致世界經濟惡性循環的出現。
2010年，為應對美國實施的貨幣寬松，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干預巴西雷亞爾走強。不只是巴西，到2010年9月，俄羅斯
、韓國、南非、波蘭等國都已經采取外匯干預措施。而今，全球經濟復蘇依然疲弱，各國均致力避免其貨幣較快升值，在受困的環境下繼續支持出口增長。如果美元持續貶值，其他貨幣兌美元顯著升值，將促使各國貨幣當局在匯率市場上過度干預，則很可能再次引發全球“匯率戰”，導致政策不穩定性、貨幣不穩定性和貿易沖突。
當前的局勢也是考驗中國貨幣當局智慧的時候。美日歐開閘放水，確實讓中國貨幣政策陷入兩難境地：如果不緊縮，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難以遏制；如果緊縮，可能會扼殺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宏觀調控變得更加復雜。另一方面，隨著上游價格上漲的傳導，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可能會使企業經營受到雙重擠壓，這將使得以成本優勢為基礎的“中國制造”遭受重大打擊。經濟將在去庫存的循環中完成去產能化的過程，第一個過程是企業營業收入下降主導企業利潤增速下降，而后是利潤率下滑主導企業利潤進一步下降，逼迫一部分產能退出市場，這將導致企業減杠桿和銀行不良貸款劇增。而如果貨幣政策過松，則可能造成新的產能過剩，加劇失衡的局面。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貨幣政策需要“見招拆招”、“以靜制動”。隨著全球流動性繼續寬松，以及外圍市場環境的穩定好轉，未來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將會有所改善，這有助于抵消和緩解貨幣滲漏下的政策緊縮效應，從而舒緩國內市場流動性。
因此，貨幣政策不宜進一步放松，應“以靜制動”，引導中長期資金進入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長期資金的領域，如城市化進程和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中小企業融資等領域，關鍵是設法穩定這部分中長期優質資金，提高資金流動性以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