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京舉辦“新型城鎮化：發展與轉型——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中國社科院、國家行政學院等機構的專家學者數十人出席會議。會議由中改院院長遲福林主持。與會專家認為，破題新型城鎮化，加快新型城鎮的發展轉型，是我國實現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大戰略。專家們建議，要順應發展與轉型的大趨勢，迫切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釋放城鎮化擴內需、促發展的巨大潛力。
與會專家認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戰略任務。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認為，我們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不必太悲觀，應充分估計城鎮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只要充分發揮和釋放城鎮化這個巨大潛力，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會出現大的問題。為此，應把城鎮化作為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重大戰略。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城鎮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選擇，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載體；是調整結構、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關鍵選擇；是穩增長、促發展的重要途徑。中國正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預計到2020年，我們的城鎮化率能達到60％左右。推進新型城鎮化，對于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為此，要把短期需求和中長期需求結合起來，在戰略層面要有一個通盤考慮，在體制和政策方面也要有重大調整。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第一，從當前看,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從中長期看，城鎮化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第二，城鎮化為提升產業、創業和就業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平臺；第三，城鎮化的過程也是人類文明不斷發展提升的過程；第四，城鎮化能更好地體現出“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的原則；第五，城鎮化綜合效應很強，對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真正從經濟大國發展成經濟強國意義重大。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傳統城鎮化難以為繼，迫切要求轉變城市發展方式，著力提高城市發展質量，走出一條以人為本、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指出，新型城鎮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鄉融合。城鎮化并不是要消滅農村，而是要考慮城鄉怎么一體化，城鄉怎么協調發展，城鄉二元結構怎么解決，農村怎樣富起來。不能為城鎮化而城鎮化，不能過分追求城鎮化率。
遲福林認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確實存在一個城鎮化發展模式轉型問題，不能搞土地城鎮化、水泥城鎮化，而更應注重人口的城鎮化、可持續的城鎮化、生態的城鎮化。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認為，傳統城鎮化模式是以經濟發展為目標，以工業化為主線，以地方政府為主導，以土地為主要內容，以外延擴張為特點，以外部需求為牽引，以物質資本大量消耗作驅動力，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城鎮化。這種城鎮化帶來很大的問題，集中表現在：要素結構失衡、空間失衡、產業結構失衡和大城市病的爆發等。新型城鎮化模式是以現代化為發展目標，以人的城市化為核心，以市場運作為主導，以內外需為牽引，以創新要素為驅動，以內涵增長為重點，以適度聚集為原則，“三化”互動，實現低成本、高收益，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指出，傳統城鎮化過程中有四大教訓：一是現行政策客觀上造成對農民利益的雙重剝奪；二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沒有破解，客觀上演變成“三元社會”，即城市居民、農民和農民工；三是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四是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廣受社會質疑。城鄉一體化的本質是實現城鄉融合，即實現三大功能：城鄉間要素自由流動、制定城鄉一體化的規劃、制定城鄉統一的政策。要達到三大目標：城鄉政治權利平等、城鄉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和城鄉居民在生活水平上趨同。未來，中國推進城鎮化要嚴防“造城運動”所帶來的巨大風險，變革城市治理模式。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伴隨中產階級的崛起，這就意味著未來建立真正的“市民社會”缺乏穩固的根基。新型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齊頭并進，通過城鎮化，使農民可以耕作更多的土地，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特別是通過農業機械化、規模經營，來增加糧食產量。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指出，城鎮化是一個經濟社會轉型的工程，具有集中化、組織化、規模化、公共化、便利化、人性化六個特點。新型城鎮化是“六化”統一，離開任何一個，都不是真正的城鎮化。城鎮化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這就不僅要求改善人們的居住和生產環境，建立宜居、人性化的城鎮，而且還要考慮滿足居民的多樣化需求，使其有充分選擇的空間。
張占斌認為，要把提高城鎮化的速度和質量并重，首要的是解決農民工和農村人口市民化，即人的城鎮化問題，這是城鎮化最重要最本質的東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一個關鍵問題是提高城市承載能力。硬件的市政建設，不能用農村的水平管理現代化的城市，要用現代化的水平管理現代化的城市。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中國農業將來的出路是規模經濟。而農業規模化的前提是把大部分農民轉移出來，離開農業，離開農村，變成城市居民；剩下的農村人口可以很好地進行規模化經營，發展現代農業。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加快城鎮化轉型，提升城鎮化的質量，重點和難點在于解決兩億多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關乎城鎮化的實際進程。
王小魯認為，城市化到了需要作一盤棋來整體考慮的時候，兩億多農民工長期在城市打工，但沒有解決戶籍問題，沒有解決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問題，加上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一定會出亂子。現在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政府以沒有錢為由不給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解決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
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巡視員葉興慶認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不解決好，城鎮化擴大內需的效益就會大打折扣。農民工市民化面臨著五大體制難題：一是在城鄉二元體制的基礎上啟動城鎮化，面臨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消化難題；二是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啟動城鎮化，面臨農民工怎么退出農業農村的難題；三是在房價上漲透支未來的背景下啟動城鎮化，面臨農民進城以后如何安居的難題；四是在區域差異非常明顯的基礎上啟動城鎮化，面臨農民工穩定性差的難題；五是在移民文化發育不足的情況下啟動城鎮化，面臨農民工和本地人口如何有效融合的難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城鎮化的本質就是“農民進城”。現實中，農民工進城存在三大問題：一是農民工與城市人同工不同酬；二是福利問題；三是保障問題。未來應通過農民工市民化、本地化、家庭化來實現真正的城鎮化。
與會專家認為，制度建設滯后，是城鎮化過程中面臨的較為突出的問題。推進新型城鎮化，必須大膽先行先試，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新型城鎮化提供制度保障。
遲福林認為，新型城鎮化重要的是在未來3—5年能在一些重大體制和政策方面做出調整。一是土地制度；二是戶籍制度；三是農民工市民化；四是人口政策；五是現行行政區劃體制；六是行政體制，包括城鎮化的公共治理；七是財稅體制；八是農村組織化程度、農村社區自治等。
黨國英指出，農民的耕地轉用為建設用地是國家公共規劃造成的，剩余歸公是對的。但是農民的建設用地，即村莊占地被征用，價格應該高。要真正建立起城鄉建設土地統一市場。
王小魯認為，實現人口城鎮化需要一系列制度配合，第一是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第二是通過土地制度創新，實現土地規模化，促進農民轉移，應通過“確權頒證”，承認農民對土地的權益并且可以合法轉讓；第三，要打破地方財政嚴重依賴賣地籌資的格局。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改善政府資金的管理，提高透明度，加強社會公眾的監督，以此杜絕腐敗；同時，改革土地出讓制度，設立房產稅，代替土地出讓金收入。
倪鵬飛認為，土地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土地的收益分配問題，這里面要形成一些制度，如價格調解機制、土地調解機制、金融籌措機制、稅收調解機制等。
中國社科院老年科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田雪原指出，戶籍制度改革應從淡化“農業”與“非農業”身份開始。對變農民為市民也要做出分析，制定一定的條件，如有沒有穩定的職業，有沒有穩定的收入，有沒有相對固定的住所等。此外，生育政策的城鄉二元結構也到了破冰的時候。無論城鄉，應實行限三生二政策，雙獨生子女或一方獨生子女，都可以生兩個孩子。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建議，第一，按照“包容、公正、有序”的精神來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通過定量化的指標體系，用進城務工打分的方式，解決戶口問題。第二，當務之急要研究在異地高考中的利益協調和中央政府調節問題。第三，要研究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后的文明融合問題。
葉興慶提出，今后新出臺城市公共服務政策原則上不應該再跟戶籍掛鉤，這應該作為一條底線。現在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障等問題已基本解決，問題比較大、討論比較多的是異地高考問題。這主要涉及到跨省流動問題，特別是京津滬的既得利益怎么解決。
劉尚希認為，在城鎮化過程中，財政體制上最大的挑戰是怎么樣讓公共服務跟著人走。現在的城鎮化使我們變成一個動態的社會，再按照這種靜態的人口分布來設計體制就不相適應，就會出現人與公共服務相脫節。因此，改革應更多向中西部傾斜，向農村傾斜，在這個過程中要考慮人口的遷移。否則農村搞了很多公共設施建設，卻出現空城的現象，浪費非常大。
汪玉凱提出，我們現在仍然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縱向行政架構，這種治理結構走到了盡頭。城鎮化的公共治理結構最重要的是賦予市更大的自主權，除了直轄市外，不要分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應實行平行政策。
張占斌提出，行政區劃調整得好能提高生產力。為此，適應城鎮化發展的需要，應加快行政區劃調整，完善特別設市政策，包括在大的鎮可以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