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一行三會與外管局正式發布《金融業發展與改革“十二五”規劃》，從完善金融調控、優化組織體系、建設金融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維護金融穩定、加強基礎設施等七個方面，明確了“十二五”時期金融業發展和改革的重點任務。
　　仔細研讀，不難發現，作為一份綱領性文件，《規劃》基本點到了中國“十二五”時期金融改革所需要推進的領域，有不少驚喜，當然，也有疑惑與遺憾。
　　首先談驚喜。這份“十二五”規劃在戰略戰術層面上的突破在于，將“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寫入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這表明，決策層吸取了次貸危機的經驗教訓，希望通過金融改革規制金融機構過度自我循環與自我服務的傾向，當屬理念的革新。在此之前，中國的金融業改革，尤其是銀行業改革，或多或少地出現了這種自我服務的傾向，比如在2011年，實體經濟持續下行，中國的銀行業卻賺得盆滿缽滿，一時間“銀行暴利論”不絕于耳。
　　客觀地說，“銀行暴利”不能簡單地歸咎于銀行業，這是中國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表現。在過去十年里，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增強銀行體質，將銀行業從1998年的“技術性破產”中拉回來。正因如此，決策層對銀行業施以利差保護，并設置準入門檻，將行業置于行政壟斷之中，保證銀行業的發展不會受到太多來自市場競爭的壓力。通過此次《規劃》可以發現，它與此前“犧牲實體經濟保金融”的做法截然相反，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表明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已進入新的時期。可以預期，在全新的目標下，金融改革的導向與格局也會讓人耳目一新。
　　然后談疑惑。我們注意到，在談及構建現代金融組織體系時，《規劃》敏銳地捕捉到現代金融業走向混業經營的趨勢，稱繼續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推動中信集團公司和光大集團公司深化改革，辦成真正規范的金融控股公司。應當看到，當前的中國經濟已全面呈現實業金融化、金融混業化的趨勢。前者表現在大型實業企業紛紛轉型控股集團，成立金融公司，甚至設立銀行（比如中石油的昆侖銀行），由實業向金融業升級；后者主要體現在，一批金融機構如中信、招商、光大、平安、華融等紛紛混業跨行，涉足銀行、證券、期貨、保險等領域，打造“金融全牌照”。這種大混業時代正在快速來臨，“十二五”規劃對此似乎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讓人疑惑的是，《規劃》雖然捕捉到了這種混業趨勢，但在金融監管方面卻并沒有作出相應的部署，只談到加強對這部分企業的并表管理和全面風險管理，卻沒有涉及“分業監管體系是否能適應混業監管”這類更加本質的命題。根據《規劃》，“建立有效的‘防火墻’制度”，試圖將現有的混業金融強行切割，塞入到原有的條條框框中，這種嘗試能否成功，又能否解決現在頗讓監管層頭疼的影子銀行問題，還須拭目以待。
　　最后談遺憾。《規劃》提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為直接金融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具體的量化目標。根據央行此前發布的數據，2011年該占比為14%，還須進一步提升。在《規劃》中，為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決策層對股票與債券市場的改革均作出了相應的部署，但遺憾的是，相比于股票市場的面面俱到，《規劃》對于債券市場改革的措辭仍然模棱兩可，很難看出改革的決心。
　　實際上，理論界早已達成共識，困擾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主要瓶頸是市場分割與多頭監管。在此之前，央行行長與證監會相關人士也分別暗示或明示統一債券市場改革將在“十二五”期間取得明顯進展。但很遺憾，《規劃》在談及債券市場發展時，仍然回避統一債券市場的命題，取而代之“加強各部門協調配合”，言下之意是，統一的債券市場并不是“十二五”期間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從這方面看，《規劃》對于直接融資兩大重點領域，即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部署與安排，有重此輕彼傾向，而不是均衡發展，其中的原因也不難揣測，股票市場由證監會全權監管，而債券市場“多龍治水”的既得利益格局很難打破。可以料想，對這一命題的回避，勢必將制約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更限制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規劃》沒有在這方面做出突破，讓市場略感失望。
　　總之，《金融發展與改革“十二五”規劃》試圖全面謀劃金融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這種系統化的改革思維和有限度的突破值得肯定。鑒于這仍然只是一份提綱挈領的規劃，并未涉及具體操作與實施方案，我們仍須等待各項實施細則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