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宏觀審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面一直在探索，多種手段已在2011年取得了較好效果。依據金融業“十二五”規劃，針對我國金融綜合經營下金融業務交叉的新趨勢，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跨國界的監管，必將成為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最終選擇。
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前天正式對外發布了《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下稱《規劃》)，從這份規劃所提出的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構建和完善逆周期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看，筆者認為，這為宏觀審慎政策運行鋪就了一條加速推進與發展之路。
若從1986年國際清算銀行（BIS）的一份歐洲通貨常務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提出“宏觀審慎政策”算起，這個術語和概念提出迄今已有26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尤其使宏觀審慎備受關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8年1月的《健全的金融體系框架》報告中指出了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性和管理的核心，就是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采取措施，防范由金融體系順周期波動和跨部門傳染導致的系統性風險，維護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該報告還提出了建立更完善的統計指標體系，即宏觀審慎指標和微觀審慎指標兩個部分。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了國際金融危機后，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遂成為國際金融改革的重點之一。經過幾年的努力，國際社會強化宏觀審慎政策的努力已取得積極進展，初步形成了可操作的政策框架。特別是在政策工具方面，G20于2010年末批準的巴塞爾協議Ⅲ的基本框架，便包含了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增強逆風向調節的諸多進展。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在最低監管資本要求之上增加基于宏觀審慎的資本要求，比如銀行保留2.5%的資本留存緩沖，以更好地應對經濟和金融沖擊。各國可根據“信用(貸)/GDP”超出其趨勢值的程度等要求銀行增加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以保護銀行體系免受信貸激增所帶來的沖擊，起到逆周期調節的作用。系統重要性銀行還應在上述最低資本要求的基礎上具備更強的吸收損失能力。二是加強對流動性和杠桿率的要求，提出了流動性覆蓋比率(LCR)和凈穩定融資比率(NSFR)兩個標準，以提升金融機構管理流動性風險的能力。作為最低資本要求的補充，新的杠桿率測算納入了表外風險，以一級資本占表內資產、表外風險敞口和衍生品總風險暴露來計算杠桿水平。
在宏觀審慎管理改革實踐方面，由央行主導宏觀審慎政策的趨勢日益明顯。2010年7月，根據金融改革法案，美國建立了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負責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風險。法案強化了美聯儲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授權美聯儲負責對大型、復雜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包括對金融市場清算、支付、結算體系的監管，發現、衡量并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同樣是在2010年7月，英國政府授權英格蘭銀行負責宏觀審慎管理，通過在英格蘭銀行內設立金融政策委員會來制定宏觀審慎政策，并把金融監管權從金融服務局轉移到央行。英國將金融監管職責重新歸入央行，表明其金融管理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而國際清算銀行(BIS)在有關央行治理和金融穩定的報告中也指出，宏觀審慎職責更適于劃歸央行，這主要是因為央行更適于承擔宏觀和系統性分析責任。就在上周，歐盟委員會公布建立歐洲銀行業聯盟的一系列提案，擬賦予歐洲央行對歐元區所有銀行的監管權，各成員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將主要負責日常監管并執行歐洲央行的相關監管政策。至此，歐美國家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框架已搭建完畢。
作為G20成員，我國始終高度重視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并且也一直在宏觀審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面探索，比如，近年來提高了最低資本比例和資本質量要求，實施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探索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針對房地產價格波動調整按揭貸款首付比例，在會計準則、建立中央交易對手方面積極向國際標準靠攏等等。看2011年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國實行數量型和價格型相結合的金融宏觀調控模式，中央銀行既重視利率等價格型指針變化，也重視貨幣信貸增長狀況，并運用信貸政策、差別準備金、調整按揭成數等手段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注重通過窗口指導等方式加強風險提示。可見，宏觀審慎政策的多種手段已在2011年的實踐中取得了較好效果。
現在，依據金融業“十二五”規劃的指引，下一步，就要把貨幣信貸和流動性管理等總量調節與強化宏觀審慎管理相結合，引導并激勵金融機構穩健經營，主動調整信貸投放，提升金融機構風險防范能力。隨之而來的，是建立、完善逆周期緩沖資本和前瞻性撥備制度，更好地發揮杠桿率等工具的作用；完善系統性金融風險監測評估框架，建立具有前瞻性的風險預警體系；研究制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評估方法，針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設定更為嚴格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當然還須建層次清晰的系統性風險處置機制和清算安排。
完善宏觀審慎政策的框架，離不開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協調配合、互為補充的體制機制，這要求央行在加強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中發揮主導作用，不斷完善相關管理手段，使宏觀審慎監管能在客觀準確判斷宏觀形勢基礎上適時逆風向調控，以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還有，當下，應加強“一行三會”在宏觀審慎監管與行業審慎監管方面的協調配合。針對我國金融綜合經營下金融業務交叉的新趨勢，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跨國界的監管，即功能性監管，實行統一、綜合的監管模式，必將成為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最終選擇。為此，還應盡快建立包括央行與各專業金融監管部門在內的廣泛的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機制，促進貨幣政策調控信息、外匯管理信息、宏觀審慎管理信息和微觀審慎監管信息及時、全面地溝通，使各部門之間的配合更加緊密，從而確保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保持金融體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