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國開行發行首單超過百億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后，交行成了下一個明確表態將試水資產證券化的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重啟，一方面固然使得商業銀行的信貸空間得以進一步釋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融資難；但另一方面，基礎資產范圍擴大使得商業銀行的風險控制變得困難，風險和收益的權衡或將使得商業銀行將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派生貸款另作他投，造成貨幣傳導的變相扭曲。金融創新與信貸傳導暢通兩者如何達到辯證統一，又成了一道考題。
　　信貸資產證券化對抵押貸款市場的最大貢獻，在于分散風險和擴大資本規模。通過證券化，抵押貸款的風險不再集中于貸款發放部門，而是分散到愿意通過承擔風險獲得更高收益的各種投資者手中。同時，證券化還有助于資本市場更好地匹配抵押貸款與債券的期限。這大大增加了貸款人的貸款意愿。從這個角度說，國內商業銀行推行信貸資產證券化不僅可以將其信貸資產通過打包出售來實現不同信用等級的資產重新配置，而且由此形成的表外收入還可后續滾動信貸，支持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貸款。另外，資產證券化會推動抵押貸款行業競爭，有利于市場效率的提高。而這將導致銀行存款作為貸款資金來源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市場上將逐漸出現獨立的專業從事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金融公司，這既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還有望擴大抵押信貸的市場規模。
　　然而，信貸資產證券化可能也會改變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使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下降，使央行傳統的控制貨幣功能弱化，利率傳導的杠桿彈性也隨之弱化，進而減弱央行對利率的可控性。在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后，輸入型通脹和國內農產品價格上漲形成的疊加將加重通脹，若不準確跟蹤證券化資產的派生貸款投向，央行將不能對后期的經濟增長和通脹指標形成準確預測，容易造成政策誤判。在目前我國的雙軌利率條件下，實體經濟可利用金融創新產品在管制利率和市場利率之間選擇信用支持，使央行試圖利用對利率彈性調控商業銀行信貸擴張的引導作用被抵消。對于依然處于調控期的房地產行業來說，信貸資產證券化可能使其擺脫調控利率的抑制。
　　另外，資產證券化部分改變了信貸傳導渠道，也回歸造成政策傳導信號失真，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信貸渠道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渠道，促使金融業的信貸活動在總量上適度，在結構上合理是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央行等部門出臺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初衷，是為了鼓勵金融機構選擇符合條件的國家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貸款、涉農貸款、中小企業貸款、節能減排貸款、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汽車貸款等多元化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等，政府尤其重點扶持中小企業貸款，并給予了70%的資產權重。但不同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經營策略，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派生貸款用途可能會偏離原定的涉農貸款、中小企業貸款等扶持項目，而將資金投向其他高收益行業，甚至是非生產經營領域。
　　相對大型企業貸款，中小企業貸款風險更大些，這就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發行機構的風險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打消證券市場投資者對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的疑慮，銀行在構建資產池時，會通過諸如增加房產抵押或其他比較可靠的擔保方式相應提高篩選門檻，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將不少小企業剔除在外或者壓縮了他們的信貸規模，由此削弱了央行對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就信貸資產證券的派生貸款投向來說，中小企業貸款額度小、時間急、頻率高、期限短，與大企業相比，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收益低，手續繁雜，存在貸款成本規模不經濟的狀況，因此，很難保證商業銀行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渠道籌集的資金不會被“有門路”的少數企業借走挪作其他非實體經濟領域的高收益行業投資。
　　從經濟發展需求來看，金融創新與信貸傳導暢通兩者不可偏廢，因此，在堅定不移地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同時，央行等相關部門應建立一套適應市場發展、調控需要的新統計指標體系來衡量信貸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產品的資產負債替代效應；改進貨幣層次劃分，提高貨幣供應量中介指標的可控性。按金融工具流動性的大小來劃分貨幣層次，將信貸資產證券化等表外業務活動創造的具有很強的“支付性”和“結算性”的產品，統計到貨幣當中去；遵從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或負債之間職能的差異，設計不同的權重，按照相應的層次，計入貨幣供應量中；跟蹤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派生貸款方向，并根據相關數據調整商業銀行的后期信貸資產證券化額度，保證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派生貸款投向實體經濟。降低貸款的擔保物權重、評估費用、聯合擔保的門檻，減輕小企業負擔，保證證券化產品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建立前瞻性的監測指標體系，提高貨幣政策執行效果。